1992年7月23日，邓庆佑同志通知我：端木老的夫人钟耀群同志打电话找我，说在北京通县发现了曹雪芹的坟墓和墓碑，希望我能去看看，看是否可靠。

　　我闻讯之后，当然十分重视，立即与钟耀群同志通了电话，果是如上所述。关键问题是要去实地调查，目验实物，经过多次与通县联系，确定25日去通县张家湾。

　　25日清晨，我与庆佑一起先进城接了钟耀群同志。革命博物馆的周永珍同志是我们的联系人，她又是张家湾人，对情况熟悉，由她领着我们一行四人于9时半出发。

　　对于张家湾我是比较熟悉的。70年代后期，我因编著《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曾多次到张家湾调查，拍摄资料。可当时并没有听到一丝一毫关于曹雪芹的坟墓的消息，现在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大消息，当时我确有点震惊。但很快从我脑子里又冒出来另一种思考，觉得张家湾确实与曹家有关，不像是无根之谈。

　　我们到张家湾镇，已经是11点了。而且碰巧是个大热天，室外的气温，足有38摄氏度。我们的车子到达张湾村村民委员会口时，镇政府的书记和有关人员都已经在等候了。随即我们到了镇政府，进了二楼会议室就听发现此墓碑的李景柱同志介绍墓碑挖出来时的情况。李景柱说：“这块墓碑是1968年发现的，当时‘文革’还在高潮期间，乡里为了平掉张湾镇周围的荒坟，改为庄稼地，才决定把张湾村西北的窦家坟、马家坟、曹家坟平掉。这三座大坟是相连的，面积很大，曹家坟高出地面有一米多。我和另外好几位一起平曹家坟，在平地时发现了这块墓碑。墓碑埋在地下一米多深处，碑上刻有‘曹公讳霑墓’五个大字，左下端刻‘壬午’两字，‘午’字已残。在墓碑下面约离地面一米五左右的深处，挖出来一具尸骨，没有棺材，是裸葬的，尸体骨架很完整，据当时一位稍懂一点的人说，是一具男尸。

　　当时急于要平坟地，特别正是在‘文革’中，破四旧刚过，也没敢多想，但我读过《红楼梦》，知道曹霑就是曹雪芹，并告诉了在场的人。当时有一位一起平地的人听说曹霑就是曹雪芹，以为墓里一定有东西，就去墓坑里拨弄尸骨，结果一无所有。到晚上我就与我的堂弟李景泉一起把这块墓碑拉回家来，埋到院子里了。最近镇里规划要发展旅游，建立张家湾人民公园，想把周围的古碑集中起来建碑林，因而想起了这块碑。又把它拿了出来，因为当地没有人研究《红楼梦》，也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无法鉴定，所以就找到原籍张家湾，现在革命博物馆工作的周永珍同志。周永珍本人也不研究《红楼梦》，就由她告知了端木蕻良老先生，再由端木老的夫人找到了冯先生。现在墓碑已取回，放在楼下一间房间里。”

　　我们听完了介绍，就直接到下面存放墓碑的房子里。

　　只见墓碑平放在房子里，约一米左右高，40厘米宽，15厘米左右厚，墓碑质地是青石，做工很粗糙，像是一块普通的台阶石，只有粗加工，没有像一般墓碑那样打磨，碑面上粗加工时用凿子凿出来的一道道斜线都还原封未动，证明是根本未打磨过。碑面上凿刻“曹公讳霑墓”五个字，也不像是一般碑文的写刻，就像是用凿子直接凿的，因为字体是笔画一样粗细、方方正正的字体，有点类似八分书，但毫无笔意，所以说可能是未经书写，直接凿刻的。总之给人以十分草草的印象。因为刻得很浅，字迹与石色一样，几乎已看不清楚，但只要仔细看看，还是可以毫不含糊辨认出来的。在碑文的左下端有“壬午”两字，“午”字已剥落左半边，但还能看出确是“午”字。

　　我们对着这块石碑，反复仔细观察，并拍了照片，觉得石碑和碑上所刻字迹，都是旧的原有的，并非后来新凿的。不过字迹上有少量被新擦过的痕迹，显出与原字迹不是一个颜色，两者新旧区别分明，一看即知。经询问，这是李景柱怕字看不清，用磨石擦了几下的缘故。午饭以后，我们没有休息，就到张家湾码头，这是一个古老的漕运码头，从南方来的漕运，无论粮盐和其他货物，都在此处上岸，那古老的通运桥还在，桥上有两排石狮子，颇有气势。桥的一头是老城，我昔年来调查时，盐场还是原貌，现在已盖了很多房子，看不出盐场的旧貌了。就在盐场的西北方向稍远处，就是曹家坟的坟地，与此毗邻的，是马家坟和窦家坟。我们冒着三十八九摄氏度的酷暑，到了坟地附近，汽车无法再开，我们只好下车步行，在我们步行的机耕道的两旁，就是当年的三个大坟，约走过二百米，就到了原曹家坟的坟地，现在已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玉米长得正旺盛。曹家坟在机耕道的左边，右边是马家坟，窦家坟在曹家坟的更远处，现在已经完全是一望无际的庄稼了。我们走上半米高的田埂，由李景柱指示了当年曹霑墓碑的所在地，离我们站立处大约还有50米或更远。因为都是玉米地，就没有再进去，加之进去也看不到什么了。

　　张家湾通运桥底下的那条河，就是当年的运河，也就是萧太后河，那是辽金时代的称呼，老百姓至今还沿用着。在张家湾村的里边，也即是原张家湾老城里面，有曹家当铺的基址，我们也去看了，基址是石砌的，上面已盖了民房。据李景柱说：这里原是张家湾城的南门内，花枝巷的东口，这里原有进京的古道，商店林立，是当年的闹市区。这个当铺遗址，才真正是当年曹家的当铺。至此我才明白，我昔年在镇上看到的那家当铺，年代比较晚，并不是曹頫于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覆奏家务家产折》里所说的“张家湾当铺一所”的那个当铺，那时是搞错了，真正的曹家当铺，就是现在的这个基址。

　　在我们察看曹霑墓遗址及这个曹家当铺遗址的时候，正是中午1时左右，气温达到39摄氏度，我有点感到不支，原准备再回去看一下这块墓碑，因为怕暴雨来临，也怕中暑，所以告别张家湾，赶回北京。

　　一路上，我思考了两个问题。一是在通县张家湾，是否有曹家的土地产业，是否能找到文献根据。二是曹家祖坟坟地究竟在哪里，有无文献提及此事。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查到下列资料：

　　一、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江宁织造曹頫覆奏家务家产折》：

　　（上略）奴才到任以来，亦曾细为查检，所有遗存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江南含山县田二百余亩，芜湖县田一百余亩，扬州旧房一所。此外井无买卖积蓄。①

这里提到的“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这两句都直接说明曹家在通县张家湾有地有产。

　　二、曹寅《东皋草堂记》：

　　东皋在武清、宝坻之间，旧曰崔口，势洼下，去海不百里，非泉石之奇……其土瘠卤，积粪不能腴，其俗鄙悍，诗书不能化。故世禄于此地者，率多以为刍牧之地。予家受田亦在宝坻之西，与东皋鸡犬之声相闻。②

曹寅在这里明确提到“予家受田亦在宝坻之西，与东皋鸡犬之声相闻”。现在宝坻、武清等地名都未改，地图上可以查到，就是崔口，现在叫崔黄日，地图上也有，这就是曹寅所说的东皋，也就是与曹家的“受田”相邻的地方。这地方离天津较近，离北京则已经很远了。

　　以上两处，明确记载是曹家的土地，前者是在通县，后者则已是在通县之外了。但以上两处，都未提到曹家的祖坟。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文献上有无提到曹家的祖坟的问题，经查阅，这方面的文献资料也还有一些，可惜都未提具体地点，这些资料是：

　　一、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日《江宁织造曹寅奏谢复点巡盐并奉女北上及请假葬亲折》：

　　（上略）今年正月太监梁九公传旨，著臣妻于八月上船奉女北上，命臣由陆路九月间接敕印，再行启奏。钦此钦遵。惟是臣母冬期营葬，须臣料理，伏乞圣恩准假，容臣办完水陆二运及各院司差务，捧接敕印，由陆路暂归，少尽下贱乌哺之私。③

　　按：这里提到的“母”，应即是孙氏，而不是曹寅自己的生母顾氏。这里提到的“冬期营葬”及“水陆二运”，很显然是回北京，但葬在北京何处，却未及一字。

　　二、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十八日《苏州织造李煦奏安排曹颙后事折》：

　　（上略）奴才谨拟曹頫于本月内择日将曹颙灵柩出城，暂厝祖茔之侧，事毕即奏请赴江宁任所。盖頫母年近六旬，独自在南奉守夫灵，今又闻子夭亡，恐其过于哀伤。且舟车往返，费用难支。莫若令曹頫前去，朝夕劝慰，俟秋冬之际，再同伊母将曹寅灵柩扶归安葬，使其父子九泉之下得以暝目。④

　　在这个奏折里，明确提到“择日将曹颙灵柩出城，暂厝祖茔之侧”，还提到“将曹寅灵柩扶归安葬”等等，按曹颙死于北京，则可见曹家祖坟确在北京城外，而且曹颙、曹寅都是安葬在祖茔内，则可见前面提到的曹寅之母孙氏，也一定安葬在祖茔内无疑，问题是不清楚曹家祖茔究在北京城外何处？但玩其语气，当不是在城外几百里的远处，似乎是离城不太远，如果在百里以外的远处，就不会说“灵柩出城，暂厝祖茔之侧”，就会直指其地了，同样的情形，在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十日李煦的奏折里还有，这里就不再重复。

　　据以上两方面的文献资料综合起来看，可以明确：一、曹家的祖茔在北京城外不算太远处；二、曹寅、曹颙以及曹寅之母孙氏等，都葬在祖坟内，甚至往上推，曹玺、曹振彦也应在内；三、揣度曹家祖茔的地点，可能不至于远到宝坻那边，通县张家湾一带，似还有一定的可能性；四、曹家祖茔，特别是康熙的保姆孙氏在内，曹玺、曹寅在内，当一定有较像样的墓碑，为什么至今片石不存？莫非抄家以后被毁乎？抑另在别处乎？或其他自然原因被毁乎？总之令人不得其解。

　　现在再来看一看在乾隆年问，从北京到通县张家湾一带的情况。

　　雪芹的好友宗室敦敏的诗集《懋斋诗钞》一开头就是“东皋集”，这个“东皋”，并非曹寅集子里的《东皋草堂记》的“东皋”，那个“东皋”，又叫“崔”，是在宝坻附近。这里的东皋，实际上就是从北京到通县沿潞河一带，也就是北京的东郊，不过范围比现在概念中的东郊要远得多，实际就是指从北京东城外一直到通县这一带，这一带也恰好就是潞河（今称通惠河）的全程。按“皋”字的本义是指沼泽或水田。北京的东郊一带恰好就是如此，至今仍未大变。敦敏《东皋集》的小叙说：

　　自山海归，谢客闭门，惟时时来往于东皋间。盖东皋前临潞河，潞河南去数里许，先茔在也。渔罾钓渚，时绘目前，时或乘轻助，一篙芦花深处，遇酒帘辄喜，喜或三五杯，随风所之，得柳阴，则维舟吟啸，往往睡去，至月上乃归。……数年得诗若干首，大约烟波渔艇之作居多，遂以东皋名之。夫烟波渔艇，素所志也。他年小筑先茔之侧，一棹沧浪，想笠屐归村，应不至惊犬吠也。

　　再看看敦诚《四松堂集》里对“东皋”的记载：

　　东皋同子明贻谋作

　　豆花香外买村醪，水落平桥钓岸高。
　　无限新愁兼旧感，小楼倚病听秋涛。

　　子明兄云：忆昔与敬亭、贻谋两弟泛舟潞河，时波光潋滟，烟云浩渺。敬亭小病，倚阑看水；贻谋微饮，余独狂呼大叫，把酒淋漓，月横西岩，犹与诸仆作鲜鱼绘进酒，读此不禁今昔之感云。录诗至此并识。

　　从以上两段短文，大略可以得知，当年的潞河风光是颇为迷人的。⑤而这一带，清代宗室贵族的坟墓就在潞河之南，至今仍然存在，我昔年编《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之时，曾出北京朝阳门沿潞河直到张家湾全部走了一遍，就到英亲王坟上去看了一下，举凡沿途的八里庄、八里桥、庆丰闸（亦称二闸）、水南庄等等敦敏、敦诚诗里提到的许多地方，至今仍在，潞河有些地段的风光也还不错。更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的一些故友的墓，也在潞河边上，如寅圃的墓，《四松堂集·过寅圃墓感作二首》之一云：

　　昔共蓬床伴钓筒，江湖旧侣忆龟蒙。
　　水南庄下无人问，两岸荻花吹晚风。

　　                        （原注：昔与寅圃泛舟水南庄，有诗纪事）

　　如贻谋的墓，《四松堂集·同人往奠贻谋墓上，便泛舟于东皋》云：

　　才向西州回瘦马，便从东郭下澄渊。
　　青山松柏几诗冢*，秋水乾坤一酒船。
　　残柳败芦凉雨后，渔庄蟹舍夕阳边。
　　东皋钓侣今安在，剩我孤蓑破晚烟。

　　                        （*原注：三年来诗友数人相继而殁）

　　读这些诗，得知雪芹当年的二三好友都葬在潞河边上。诗的自注文说：“三年来诗友数人相继而殁”，很有可能雪芹也是其中的一位。再读敦诚的《寄大兄》文。文中说：

　　孤坐一室，易生感怀，每思及故人，如立翁、复斋、雪芹、寅圃、贻谋、汝猷、益庵、紫树，不数年间，皆荡为寒烟冷雾，曩日欢笑，那可复得，时移事变，生死异途，所谓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也。……

　　现在至少我们可以确知寅圃、贻谋即葬于潞河之畔。尤其是敦诚在《哭复斋文》里说：

　　未知先生与寅圃、雪芹诸子相逢于地下作如何言笑，可话及仆辈念悼亡友之情否？

　　为什么说“与寅圃、雪芹诸子相逢于地下”？是否是因为他们同葬于此呢？现在这块曹霑墓石的出现，就让你不能不认真思索这个问题了。

　　特别是我要提醒大家重读一下《懋斋诗钞》里下面的这首诗：

　　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

　　花明两岸柳霏微，到眼风光春欲归。
　　逝水不留诗客杳，登楼空忆酒徒非。
　　河干万木飘残雪，村落千家带远晖。
　　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鸦飞。

“河干”，当然是指潞河之畔，为什么在这里要“吊雪芹”，为什么会“凭吊无端频怅望”?联系“河干”张家湾雪芹的墓地和墓碑，似乎这首诗又给了我们以新的启示？

　　大家知道，雪芹暮年潦倒，以至于无棺可盛，草草裸埋，碑石也是极端草草，认真地说，这根本不是墓碑，而是随死者埋葬作为标志的墓石，故埋在人土一米深处，而不是立在地面上，墓石下端一点也未留余地，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用来树立的墓碑，而是作为标志的墓石！雪芹死时已无家人，这可能是他的“新妇”和穷困的朋友勉力办的罢，埋葬得如此草草，墓石也如此不成样子，是否还有更不幸的事，这就无法揣度了！至于刻“壬午”两字，我想也是草草记他的死年罢。甲戌本脂批说：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

　　关于雪芹的卒年，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了，过去我是主张“癸未”说的，但现在看了这块墓石上的“壬午”纪年，再联系甲戌本脂批，我想不能把写得一清二楚的字，硬是解释为记错或写错的了。

　　当然，这块墓石刚刚问世，一切有关的问题尚待深入研究，我的这些看法都只是直感式的初步的意见，提出来只是为了引发大家的研究和思考而已！


1992年7月28日，目验雪芹
墓石后之第三天，写于京华瓜饭楼


注释：

①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31--132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见曹寅《楝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③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42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27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关于当年北京东郊至通县一带的情况，在敦诚《四松堂集》里还有不少记载，特别是他的《潞河游记》和《东皋小纪》两文，是专门写这一带风光的。（潞河游记》里还记到了他们在庆丰闸酒楼喝酒，又到了“先相国白公潢之别墅”，同去的“凯亭有樽前泉下之思”等等，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征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