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自问世之日起，便受到广大读者的迷恋。它在读者心灵上引起的共鸣和震撼，正表明了它深厚的蕴含和处于时代前列的思想魅力。当然，这是读者直觉的审美上的认知，如果要从理论上来解释这部小说的魅力和历史意蕴，就不是那么容易；这要受到时代思潮和评论者个人的思想、学识、经验的限制。

　　旧红学时期，“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等等，不一而足。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认为《红楼梦》的伟大在于指示了“解脱之道”----“解脱之道”即“出世”，即“拒绝一切之欲”。“五四”以后，“新红学家”的代表人物胡适致力于考证《红楼梦》的作者、版本和续作者。胡适于考证之外，还说过一句话，那就是：《红楼梦》的宝、黛爱情悲剧“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见《胡适文存》卷一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红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俞平伯在《红楼梦辨》里面曾经说：“文学底背景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真正了解一种艺术，非连背景一起了解不可。”（《札记十则》）这话说得是很对的，但俞平伯早年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深入了解《红楼梦》；他只着眼与“背景”的一小部分----作者的身世性情。因此，俞平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把《红楼梦》局限为作者感叹身世、情场忏悔和牢愁（忧郁不平）、了悟之作，并过于重视《红楼梦》里的“色空”观念。

　　新中国成立以后，某些思想较为敏锐的学人，参照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语，认为“曹雪芹的同情虽然‘是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他“把封建官僚地主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封建地主阶级必然崩溃的原因”，“反映了封建制度即将崩溃的历史命运”。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可简称为“崩溃论”。到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毛泽东提出要用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观点分析《红楼梦》。毛泽东反复强调第四回的“护官符”是全书的总纲。又对贾府的人进行阶级分析：三十多人属于统治阶级，三百多人属于被压迫者；几十条人命说明“阶级斗争激烈”。他并且说：“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以上见《毛泽东文艺集》中的《谈〈红楼梦〉》）毛泽东认为“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到现在我们党还没有一个人用马列主义观点对《红楼梦》作出评价”，就是因为红学的“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七十年代初，李希凡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本《红楼梦》撰写的“前言”（《曹雪芹和〈红楼梦〉》）将《红楼梦》的主题概括为：“它用典型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阶级的黑暗、腐朽的各个方面，以及它的不可避免的崩溃的必然趋势”；“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史，在一定侧面上反映了雍、乾两朝不同政治集团的贵族阶级在激烈的互相倾轧中所遭遇的险恶风暴。使人们从这些艺术描写里，看到了清代贵族统治的毒瘤与脓疮，黑暗与罪恶，集中地反映着当时社会矛盾的复杂关系，客观上展示了封建制度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规律”。这样的概括，可以说是“阶级斗争论”、“政治斗争论”和“崩溃论”的结合。

　　1991年，笔者应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之约，开始撰写《曹雪芹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1998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今年本书将重印，笔者又作了若干处的订补。《曹雪芹评传》对于《红楼梦》是这样解读的（包括三个层次）：

　　曹雪芹生活的时代，中国号称“盛世”，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已经累积了厚厚的历史污垢。《红楼梦》通过对荣、宁二府及其社会关系网络的描写，集中反映“康雍乾盛世”时期社会上层日益严重的骄奢腐败和愈演愈烈的矛盾纠葛；对于专制社会上层“兴盛----腐败----衰亡”的历史轨迹作了出色的演绎。小说反复阐述人世间盛者必衰和荣华富贵不能常保的道理，渗透着浓重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

　　如果从世界大范围和历史的长河来观察，曹雪芹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并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的时代，生活在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大变动的前夜。曹雪芹身后七十多年，发生了鸦片战争，落后、贫弱的中国逐步沦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部分领土成为他们的殖民地。中国社会独立发展的自然行程被打断，中国在西方列强的裹胁下由此进入了近代。曹雪芹当然不可能预见后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及中国社会因此而发生的变化，但他的《红楼梦》恰好反映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进入近代之前的社会弊病和严重危机，反映了农本经济的封建专制社会的腐朽衰落，客观上似乎预告了日后发生的中国历史的悲剧和民族的不幸。

　　《红楼梦》又是一部人文主义启蒙书。曹雪芹在描写上层社会骄奢腐败的时候，着重描写了封建社会对人的奴役与压迫，对人的个性、才能的束缚与压抑，对人的精神和人格的扭曲，以及在爱情、婚姻问题上造成的恶果与悲剧。书中憧憬新的人生境界和新的价值观念，表现了人文主义理想。主人公宝玉、黛玉是从传统礼法中开始觉醒的年轻人，是贵族阶级中有着自由倾向和人文主义思想的人物。他们经过长期交往而结成的、建立在相互倾慕基础上的生死不渝之情，既是性爱，又是心灵的契合，志趣的相投，纯真感情的交流。它不仅同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背道而驰，与现代社会某些取决于财产、地位的“自由恋爱”也不相同。他们生活的大观园，是一个气氛和谐、人们的性情得到较为自由的舒张、才情和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的乐园。在这片净土上，存在着真正的友情，真挚纯洁的爱情也得以滋生、发育。当整个社会以“纲常名教”为经纬编定了严格的秩序和行为规范时，大观园儿女却以情作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主要纽带，以才智和人性的完美作为人生的追求。就思想性质来说，这是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理想世界，是近代文明的滥觞。

　　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在人性受压抑或被严重扭曲的社会，在人的价值得不到尊重、个性得不到充分发展的社会，是不可能发展近代文明的，是不可能让人的巨大潜能和创造力释放出来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之所以成为近代新思想、新文化的开端，就在于它“首先认识和揭示了丰满的完整的人性”，“给了个性以最高度的发展”。《红楼梦》的思想，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有某种程度的近似。当然，《红楼梦》时代的中国，人文主义的社会基础还很薄弱，人文主义思潮没有形成相当的声势和气候，那时的中国不可能出现欧洲那种文艺复兴运动。中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人文主义思潮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匆匆进入近代社会的。这样，中国的近代文明便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农本经济社会和儒家文化留下的观念习俗给新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国家的现代化造成的困难多多。《红楼梦》这部贯串人文主义思想的著作，从传统社会的“末世”，走进近代，又走进现代，成为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启蒙教育书。就是对于今天的读者，也仍然有启蒙教育作用。它比宣传帝王将相、专制迷信以及左道旁门、神功侠情的现代作品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