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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王希廉《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
第一节 王希廉生平与著述
王希廉，字雪芗，又作雪香，号护花主人，别号护花使者，向来被誉为红学评点三大家之一，其《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在红学史上影响深远，对于其家世与生平，《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批序《 记》、《孪史》自序和他同时代的友人的序跋及其杂著中，二十世纪有一粟《红楼梦书录》中有详细的记载，九十年代胡文彬先生在这方而着力甚大，对王希廉的生平有2万多字的详细考述，这里仅就当前对王希廉生平的研究成果作以综合性简述。
一、王希廉籍贯与生卒年代
大多数人都认为王希廉的籍贯是吴县。主要理由是：王希廉自己在道光十二年冬千辰（1832年）花朝日（一月十一日）为《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所写的序文后而署有“吴县王希康雪芗氏书于双清仙馆”的字样；光绪七年（1876年），他的读史笔迹《孪史》刊印，卷首也署有“古吴王希康雪香氏辑”；他的盟兄弟容州黄金韶和昭文赵同钧也都在《孪史》序中称其为吴县人，黄金韶的序写作时间为咸丰七年（1876年）七月，序言称“吴门王雪香以手辑《孪史》一编惠余，余取而读之”赵同钧也称其为“盟兄吴县王君雪香”。所以根据以上资料，人们大多认定王希廉是江苏吴县人。
但是一粟的《红楼梦书录》却这样记载：“王希康，字雪萝，号护花主人，震泽人”。对于震泽这一说法，胡文彬先生在《清代堪〈楼梦梦〉评点家王希廉生平考述》一文中说，他翻阅了清光绪十九年《震泽县志》和杨廷福和杨同甫所编的《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一书后发现，《震泽县志》没有任何王希廉的资料，震泽本属吴县，但在清代却分为两县，而且在清代从未合并过，但他考虑到一粟所着引的震泽籍一定会有依据，就在二杨的书中发现一条注解：“王希康（一作希濂），吴县，震泽籍”，这就解决了一粟《红楼梦书录》中所说的“震泽”籍的问题，因为王希廉的祖上是震泽籍，所以有人才称其为震泽人，但是王希廉祖上迁吴已久，他又生于吴县，所以王希廉自己称为“古吴”人，而震泽只是其祖籍。这样胡文彬先生就解决了王希廉的籍贯之“吴县”与“震泽”之分歧。
王希廉的生卒年也是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直接的文献资料能够证明其具体的生卒年，胡文彬在《健工楼梦当清代评点派》山所附的《王希廉生平年表》推算，王希廉大约生于清代嘉庆五年，即1800年，卒于1876年，胡文彬在文中有详细的推论过程，此处不再详细引证，有兴趣的可去参阅该文。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韩惠京在其博士论文《〈红楼梦〉王、张、姚三家评点之研究》中也采用胡文彬先生之说。
二、王希廉家世
王希廉的家世也不是很明朗，根据现有的一些文献材料，大约知道他的父亲叫王仲沉，当过广东藩库大使，蒋宝龄的《墨林今话》卷十六“王兰贞”条下说：“王兰贞，字楚玉，一字飞鸾，管芬夫人从妹，寄居吾邑（昭文）。广东藩库大使仲沉季女，许字洞庭郑言枚。善楷法，喜作白描花卉，不轻示人。娄东张借堂昔馆其家，余常往还。飞鸾之兄蕴香，年十余方从受经，而已妙解声律。越二十余年，重至虞山，则闻飞鸾娴翰墨。”。这是唯一的一处提及王希廉父亲做过广东官员，但是《广东通志》并无记载，看来这个官也不是很重要的官，不过此处介绍了王希廉妹妹的才华，对我们了解其家世和家学还是很有帮助的，至于其它成员，王希廉在其所着的《孪史》自序中说“家叔亮生见而赏之曰”，知道他有个叔叔叫王亮生，而且很有文化修养。王希廉的朋友齐学裘《见文随笔》里还记载了王希廉和他的哥哥王朝忠（字蕴香）的事迹：
王蕴香奇艺，亦茄先生之流也。蕴香名朝忠，字梦霞，号月山，又号蕴香，太湖东洞庭山老布衣。家饶于财。曾刻《三国演义》，补一百二十四人小像行世。能于一粒芝麻上书“天子万年”或“尾毫蚊龙”。晚年目更明，如麻粒大之牙牌上面各四行，书文曰：君子不同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戊辰二月十七日已刻书于小石山房之北窗。玉溪仁兄大人正月三年六十九。凡五十五字，分析布格，（上雨下郭）有余地。年及七十，日行六十里，大雪首不冠，足不袜袜，热气熏蒸，如出浴。弟希康，字雪香，亦布衣。……余馆海上也是园湛华堂，得交其弟雪香名希康布衣。适雪香谈及其兄蕴香能书细字。心甚慕之，惜未见其人与字也。
这个记载为我们透露了很多王希廉的家世信息，一是知道他有个哥哥叫王蕴香是个多才多艺的雅士，另一个是知道他家住在太湖东洞庭山，而且家境比较富有，所以有财力去刻印插图本《三国演义》，通过这个材料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程高本问世不久王希廉就能刊印《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了。
王希廉和他的家人不仅很有文化修养，连他所娶的妻子也非同一般，他的侧室周绮也是一个才女，她的事迹也记载于蒋宝龄的《墨林今话》，在卷十六《闺秀周绮》一条中这样记载道：
闺秀周绮，字绿君，小字琴娘，吾邑王氏遗腹女。母梦蔡邕授焦尾琴而生，随母依舅氏，舅氏无子，爱之如己出，遂姓周氏。及长，工韵语，解音律，能篆刻，兼习山水花鸟，尤精小芦雁，得萧远生动之致。吾家燕园老人赏其书画，录为女弟子。着有《掌绒余事诗》。……绿君又精医，承其家学。事母甚孝，……年二十许适吴县王雪香希濂。
可见，作为王希廉的妻子，周绮是一位极富才情的女子，她的生平事迹在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中也有记载：
《双清仙馆诗词》（清）周绮撰
《苏州府志》、《小檀染室闺秀词钞》著录（未见）：
绮，字绿君，江苏常熟人，吴县王雪香妻。
《擘绒余事集》同上。《苏州府志》、《闺秀诗话》著录（未见）：
绮有《红楼梦影视诗》，附雪香评本以传。
另外，周绮的生平小传亦见载于《苏州府志》、《小檀奕室闺秀词钞》、《清代闺阁诗人征略》、《清代画史补录》、《清画家诗史》、内容上基本取自于《墨林今话》卷十六。
周绮的诗词，除了《墨林今话》中所录三首“皆有清思”的诗之外，还有《绿君女史七律》和《大观园影事十一咏》一粟《红楼梦书录》第297页着录“佚名撰’：但是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着录《擎绒余事诗》之后说“绮有《红楼梦影视诗》，附雪香评本以传”，另外黄钵隐辑《红学丛抄》收《绿君女史七律》亦附《大观园影事十二咏》，山此推断《大观园影事十二咏》的作者应是周绮。《七律》收诗十首，题为《黛玉焚诗》、《香菱学诗》、《湘云醉眠芍药钢》、《青女素娥李纵悲黛玉》、《冰寒雪冷慧裨恨怡红》、《苦尤娘遭赚堕计》、《俏平儿被打含情》、《妙玉听琴警悟》、《鸳鸯殉主全贞》。周绮的七律诗前有署“古吴女史绿君周绮序”；“余偶沾小恙，寂处小楼，苦无消遣计，适案头有雪香夫子所评《石头记》，略翻数卷，不禁诧异，盖将人情世态寓于粉迹脂痕，较《水浒》《西厢》等书尤为痛快绝倒，使雪芹有知，当亦引为同心也。时道光乙未（1835）仲秋十日也。”在第十首后有她的老师蒋伯生（晋园）和王希廉的诗评。蒋氏评价说：“以香艳缠绵之笔作销魂动魄之言，别开生面，唤醒人情，士林中皆当敛手，况出自闺阁中耶！想红楼仕女，定亦相顾惊奇。”而周绮的丈大王希廉则评价道：“以此书实事作诗中三味，故能胸中了了，笔下超超。读此诗而人情可悟，读此诗而私欲潜消。”夫妻俩共同的理想与志趣对王希廉评点《红楼梦》应该是有些影响的。
三、王希廉著述
王希廉在他朋友里一直被称为“布衣”，应该是没有功名。不过一粟先生在他的《红楼梦书录》里却记载为“举人”，书中引了三条资料：1、沉惶序说“《石头记评赞》一轶，洞庭王雪香孝康之所作也”；2剑舞山中人题词称：“春咳侍御以手录王雪香孝康《石头记评赞》见示”；3、张盛藻（春陔）后面的跋亦称：“洞庭王雪香孝康取而评论之，赞叹之”。据此，很多人认为王希廉参加过科举考试，中过举人。但是据胡文彬先生考证，他查过《震泽县志》、《苏州府志》、《苏州长元吴三邑科第谱》三书，都没有王希廉中举的记载，胡先生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一粟先生所记另有所据的话，王希廉即使确实中过举，但也没有入仕，所以中举一事鲜为人知，一是在排版过程中“孝廉”乃“希廉”之误，“希”与“孝”在字形上比较接近，所以“王雪香希康”容易排印成“王雪香孝康”。在这两种可能中，我认为后一种可能最大，因为从目前的所有资料上看，王希廉一直是一位以文字自娱的“东山冷士”。
王希廉的著述甚丰，其盟弟赵同钧在《孪史》序中说他“博览群书，尤喜读史”，又说他“工诗善古文，著作甚丰”。蒋宝龄《墨林今话》也记载他“工书法，亦能诗”。现在已知的著作除了他刊刻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石头记评传》以外，最有名的是他的《孪史》一书，据说是他“尤喜读史”的证明，严格说来，《孪史》是一部读史杂记，也是一部辑录家藏古史的史料书，据赵同钧的序介绍说：“见古今事迹有相合者辄笔之书，积久成性，印而详加厘订，分门别户，各以类从，汇成若干卷，名之曰《孪史》，”书的分类比较奇特，分为：盛治门、贤臣门、贤士门、孝行门、孝爱门、义士门……闻齐门、杂志门、忠勇门、物异门等四十八门，王希廉这样分类所依据的标准虽不是很清楚，但根据内容来看，其选择还是有所分别的，如忠勇门所记古史中之异闻：“食雪”、“被杀上马”、“句奴不敢还云中”、“引衣”、“大树将军”等故事，其特征是即“异”又“忠勇”；而“物异门”所记有：“石鸟飞”、“飞鱼”、“泉如酒”、“山自迁”、“醒酒石”等，确实是自然界不可能见到的“奇异之物”。在光绪二年刊印的《孪史》卷首，除了黄金韶、赵同钧写的序文外，还有一篇王希廉自己撰写的自序，序云：
余自束发后，爱观诸史。虽有一知半解，而愚钝善忘。每事之相类者，随手记之，以备参考，名曰《孪史》。积之久而案头盈尺矣。家叔亮生先生见而赏之，曰：“可传也。当为汝厘正之。”未几，先生赴道山，事遂不果。适太仓明经季崧耘先生借观，为之编次，怂愚付梓。余以管窥蠢测之意，又乏汗牛充栋之书，挂漏之讥知所不免矣。兵焚后强半遗矣。无可披罗。极蒙两先生奖许殷殷，而又未忍弃置。爱就所存者草草录出，合未若干卷。至于当否，还俟质诸情稚君子。
光绪纪年元岁次乙亥（1875）冬十月二十四日灯下。
《孪史》交代了成书经过，内容上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王希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这里已经表露无遗，从《孪史》所摘录的内容及其编排上看，王希廉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是属于正统派的，尊贤臣和孝行为第一，这与明清之际的评点家不尽相同，但是《孪史》所反映的历史观、道德观和艺术观，直接影响到了王希廉对《红楼梦》的评点，这是我们重视《孪史》的原因。
王希廉的诗除了《红楼梦赞》和题改琦《红楼梦图咏》以外，另有两首诗也很值得称道，特别诗《见闻随笔》，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学观来：
绝无巢袭与雷同，始信文人妙手空。
收拾遗闻湖海内，包罗万象劝惩中。
奇才自不随流俗，寿世终须备采风。
谈罢竞忘诗笔拙，也留鸿爪浦云东。
这首诗所表现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要求，一直贯穿在他对《红楼梦》的评点中，这也是我们理解王希廉《红楼梦》评点的一把钥匙。
第二节 王希廉评点的内容
王希廉评点写作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根据他在《红楼梦批叙》后所署的时间：“道光壬辰花朝日吴显王希康雪萝氏书于双清仙馆”，知道他最迟是在一八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前批点工作已经完成。他的《红楼梦》评点第一次被刊行是在一八三二年，由双清仙馆刊行，书名是《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
这部书屝页题《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书名题“新评”，就表示相对于当时比较流行的“三让堂”系列评点本而言，他是对《红楼梦》进行了全面而全新的评点。其版本形式特征为：
首页书名《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背面为“道光壬辰岁之暮春上浣开雕”，后面依次为：《红楼梦批序》、《原序》（程伟元）；“绣像”六十四幅，各配《西厢记》句和花名，前人后花；“红楼梦目录”一百二十卷，称卷不称回；《红楼梦论赞》（读花人戏编），共七十四则，所赞人物共七十八名，赞为古代的一种文体，用以评论人物，每个人物赞后附有梅合评，梅合评共有四十四则，赞中也有行间家批，共有九条，目前仍不知是何人所评，如果是梅合所评，似乎没有必要使用夹批的形式，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涂瀛的《红楼梦赞》包括《红楼梦论》一则、《红楼梦赞》一则、《人物赞》七十四则、《红楼梦论后》一则，附录的《红楼梦问答》二十三则，有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养余精舍刊木。其著作年代，大概在道光初年时期。而王希廉评本所收录的只有《人物赞》七十四则和《红楼梦问答》二十三则。涂瀛，字铁纶，号香雨，读花人是其别号，广西桂林人，是道光年间的人，他也曾手批过《红楼梦》，但最终没有完成。关于梅合究竟为谁的问题，目前尚无法考证，清代称梅合的有何玉麟心，何玉麟，清代长沙人，字梅合、诸生。着有《吟梅合文稿》，但目前无法确证他就是《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中的梅合。
再次为《红楼梦问答》二十三则，也是涂瀛所作的；次《大观园图说》，次有周绮《红楼梦题词》十首；次王希廉《红楼梦总评》共有十二则其中第十二则是《摘误》的第十九条，再次为《音释》，共四十九个字。
双清仙馆评本正文每而十行，每行二十二字。回首称卷，如“红楼梦卷一”，不过书的中缝却称回，如“红楼梦第一回”，每回的回首均题“洞庭王希廉雪香评”，正文里没有圈点重点、行间批、夹批，但是在回末则有较长的评语，在评批形式上则属于标准的回批或回后总评。王希廉的这种评批方式显然是在《三让堂本》的评语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番改头换而的新尝试。
一、小说的“劝惩”功能
中国古代文学重视教化功能，小说也是如此，在评点中重视教化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王希廉对《红楼梦》的评点也很重视这一点。他在《护花主人批序》中说：
“《南华经》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仁义道德，羽翼经史；诗赋歌词，艺术稗官，言之小者也。言而至于小说，其小之尤小者乎？士君子上不能立德，次不能立功立言，以共垂不朽，而焉小说之是讲，不亦鄙且陋哉！客有笑于侧者曰：‘子以《红楼梦》为小说耶？夫福善祸淫，神之司也；劝善惩恶，圣人之教也。《红楼梦》虽小说，而善恶报施，劝惩垂戒，通其说者，且与神圣同功，而子以其言为小，何循其名而不究其实也’？余曰：‘《红楼梦》作者既自名为小说，吾亦小之云尔。若夫祸福自招，欢惩示傲，余于批本中已反复言之矣’。”
从王希廉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小说”这类东西，在劝善惩恶、宣言仁义道德上，并不逊色“大言炎炎”的经史诸子书，可见王希廉在评点《红楼梦》时是采取了道学家的态度，立场上是坚持传统和保守的立场。当然，王希廉虽然以“大言”与“小言”来区分经史与文学，但他还是以反驳的语气，批评了那些在立功立德立言上都一无所成的“士君子”对小说的漠视，并间接地突出小说的存在意义，这种间接地突出就是他认为小说虽是“小道”但由于《红楼梦》能够“善恶报施，劝惩垂戒”，因而具有“劝惩”意义，并且“通其说者，且与神圣同功”，这就是说，在王希廉的眼中，《红楼梦》这类小说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思想价值上的意义，而并非在于小说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这种对《红楼梦》教化功能的重视，在他的评点中经常可以见到。
如第二十二回回后总评中：
“宝玉一见小说传奇，便视同珍宝，黛玉一见《西厢》，便情意缠绵。淫词艳曲，移人如此，可畏可畏。”
如第一回回后总评：
“葫芦庙有二义，葫芦虽小，其中日月甚长，可以藏三千大千世界，喻此虽是小说，而包罗万象，离合悲歌，盛衰善恶，有无数感慨劝惩。”
王希廉在评点中经常会流露出这种“劝善惩恶”的思想，是说明他是非常重视小说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作用，同前而的《批序》一样，他之所以还能看重小说，就是觉得小说在宣扬传统仁义道德和劝善惩恶方而，并不逊色于“大言炎炎”的羽翼经史，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希廉的小说评点更带有伦理道德批评的色彩。
二、小说的“实录”原则
明清小说评点一直在“实录”与“虚构”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但是对小说“实录”的赞赏要远远多于对“虚构”的赞赏，王希廉对《红楼梦》的肯定，很大程度上也是缘自于《红楼梦》的“实录”创作原则。
《红楼梦》在第一回里，就开明宗义地提出“实录其事”的创作原则，“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虽然在具体写作中采用“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手法，但是王希廉在《护花主人总评》里依然肯定地说：
“此书虽是荒唐，却是实录其事，并非捏饰”。
很显然，王希廉认为《红楼梦》这部书是“荒唐”为表，以“实录”为里，他看重的是小说的艺术真实性，认为所谓的“荒唐”仅仅是作者的具体的写作过程中玩的一个小花招而已，从第一回的前部分，他感到作者所选取的素材均是来自于生活中的亲身经历的事件，只是为了使小说写得更精彩才使用了某些看似“荒唐”的手法，“书虽实录其事，而隐藏真迹，假托姓名，演为小说，以供葫芦一笑耳。”（第一回回评）。但是，王希廉的这个说法又使人觉得和前面说的“此书虽是荒唐，却是实录其事，”相互矛盾，其实王希廉的文学见解正是在这种矛盾中表现出来的，它表明王希廉对“生活实录”与“艺术虚构”的关系有着较为深刻的把握和理解，在他看来，生活真实是与小说中的艺术真实是有联系也是有区别的，小说中的真实毕竟不是一种生活实录，所以王希廉的观点表现了他对艺术创作规律的深刻体认，比如，作者曹雪芹说他要“将真事隐去”，这个要隐去的“真事”，是他“半世亲历亲阅”的亲身经历，而所谓“假语村言”是对这段亲身经历的“真事”所进行的艺术处理和加工，王希廉所说的“隐藏真迹”之“真”，就是曹雪芹所经历的生活体验和生活原型，这种来自生活中的真实体验是对生活人生最本质的感受，王希廉所谓“假托姓名”之“假”，是说曹雪芹为了写作就将这段“真迹”进行了一番符合小说创作规律的想象和虚构。所以，曹雪芹的“真事隐去，假语村言”与王希廉的“隐藏真迹，假托姓名”都指的一个由“真”到“假”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文学创作上讲就是一个文学典型化的过程，就是这个把“真”处理为“假”的过程才使生活升华为文学，所以王希廉才说“并非捏饰”，“捏饰”是随意编造，而曹雪芹是在真实体验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和概括，最后“演为小说”最后实现了小说的真实，王希廉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不仅看到的“假”与“真”的艺术统一，同时也看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辨证统一，正是这种统一，最终实现了“以供葫芦一笑”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效果。到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王希廉的上述观点并不矛盾了。
三、独特的小说结构学思想
结构，对于长篇小说来讲，是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小说本身的组织形式和内部构造，每一个作家都会有总体规划，《红楼梦》是一部近百万言的巨著，人物数百，叙述精妙，布局有序，结构分明，情节的发展演进、矛盾的冲突纠葛，都经过作者精心设计和巧妙安排，因此对小说结构的探讨也就成为小说评点家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
在《红楼梦》众多的评点者中，王希廉对《红楼梦》结构的分析着力最多，分析也最为细致，他对小说的整体结构的分析是别人从没有做过的。在《总评》里，他对《红楼梦》的结构评价很高：“《红楼梦》结构细密，变幻错综，固是尽善尽美；出《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之外，小说中无出其右者。”同以往的评点家相比，其他评点者只重视局部情节的设计之妙，而王希廉则注意到《红楼梦》整体结构的构造。他把一百二十回小说分为二十一段，第一段是第一回，写作者写作的缘起；第二段是第二回，叙述宁荣二府家世以及林、薛、王三家；第三段是第三和第四回，叙述宝黛钗的相会；第四段是第五回，是一部《红楼梦》的纲领；……第一十一段归结《红楼梦》因果始末。
王希廉对第五回的分析是有开创性的，因为在他之前的评点者当中，包括脂砚斋、东观阁评点均没有注意并分析这个问题，王希廉认为一至四回已经将贾、王、史、薛的家世已经叙明，宝黛钗已经汇合一处，往后就应该详细叙述情事（事件），这个时候十二钗尚未出场，“若逐人另叙，文章便平芜琐碎，故以画册、歌曲将各人一生因果逐一暗暗点出，后来便都有根蒂。但又不便如贾氏宗支，可借冷子兴口中细说，所以撰出一梦，在虚无飘渺之境，梦是幻仙，笔也仙幻”，“全部情事已笼罩在内，而宝玉情事亦此展开，是一步书之大纲领”。王希廉看出了这一回总括全书的重要意义，表而上看，贾宝玉看的仅仅是金陵十二钗正副册上的判词，听到的是十二支曲子，但这些都预示着这些优秀女性的悲剧性命运，这个梦用预言的形式把全书的结局显示给读者，使读者知道贾府的结局是“家亡人散各奔腾，”最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由这一回开始，读者能够真正领会从第六回开始的小说全部故事的真正意义，所以说，王希廉把第五回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是正确的，它确实具有统摄全书的作用，王希廉的这个观点既得到后来评点者接受，也被后世的红学研究者所接受和肯定，所以王希廉认为第五回是全书的纲领，表现了他小说结构观念的精到和独特。
王希廉用“段”来分析《红楼梦》的情节结构，是他的独创，尤其是把全部十二回分成二十一个段落，在《红楼梦》评点中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他从“段落”出发，宏观而又细致地把握《红楼梦》的整体结构构造，在那个时代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他不仅对第五回分析得极为精当，对第一回的分析也非常有见地，他认为第一回是“作书之缘起，如制艺之起讲，传奇之楔子”（《总评》）一般来说，传奇中的楔子常常是以非情节因素出现的，并不直接构成小说的情节元素，但是《红楼梦》的第一回作为楔子却有囊括全篇、提纲挚领的作用，在这回里，人物活动已基本展开，而且构成了全书不可分割的情节，事实上，第一回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传奇中楔子的作用。所以王希廉把第一回也作为一个大段落来对待，也表现了他独特的眼光。
王希廉把《红楼梦》的基本结构称为“段落”，然后又把段落按照情节发展趋势又分割成大段落和小段落：
“各大段落中，尚有小段落，或夹叙别事，或补叙旧事，或埋伏后文，或照应前文，祸福倚伏，吉凶互兆，错综变化，如线穿珠，如珠走盘，不板不乱”（《总评》）
这种对大段落与小段落穿插之妙的分析，揭示了《红楼梦》结构中各复杂因素所具有的紧密的内在联系，既浑然一体又错综复杂，构成《红楼梦》结构上鲜明特色。从王希廉所分的二十一大段来看，他对《红楼梦》结构的分析主要关注的是贾府的衰落，对于前五回，他主要关注的是作者的文学创作主张、人物之间的关系、主要人物的出场、贾府之外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物结局的预言等，从第六回开始的故事情节，则是贾府生活的实实在在的展开，王希廉抓住贾府衰败这根主线，来分析《红楼梦》结构发展的阶段性，如第六大段（17--24回）是“荣府正盛之时”，第十一大段（53--56回）是贾府“极盛之时”，第十四大段（70--78回）是“荣、宁二府将衰之兆”，第十七大段（94--98回）是贾府“气运将终之象”，第十九大段（104--112回），是“宁、荣二府一败涂地、不可收拾”，这种以贾府的阶段性衰落为考察主线，在《红楼梦》评点里是少见的，王希廉认为第九十四回是全部小说的一个关键性环节，是贾府由盛转衰的标志，以此为标志，由第五大段到十六大段是小说的前半部分，从第十七大段到第二十一大段是小说的后半部分，特别是第十七大段是全书的转折，在这段中最关键的是第九十四回，贾府的衰败由此开始：
“花妖兆怪，通灵走失后，从此元妃薨逝，宝玉疯癫，宁府抄没，贾母、凤姐相继病亡，甚至引盗入室，串卖巧姐，种种凶事，接踵而至。此回是贾府盛极而衰一大转折处”。（九十四回回评）
这几件事情确实是贾府衰落的预兆，虽然一百一十九回有贾府蒙恩的描写，但是王希廉并不是很重视这个内容，他对情节分析的着眼点是贾府由盛而衰的进程，如同他在《护花主人总评》中所说：“《红楼梦》虽是说贾府盛衰情事，其实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作。《红楼梦》专叙宁、荣二府盛衰情事。”贾府的盛衰和宝黛钗情事的发展几乎也是同一个进程，王希廉关注的当然还是整个《红楼梦》的大结构，这二十一个段落仅仅是就大结构而言的，至于《红楼梦》内部情节结构的复杂性，他在一百二十回的回评里也作了极为详尽的分析。
四、人物品评
和其他评点一样，王希廉的评点也是非常注重人物分析的，而且在他的整个小说评点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王希廉分析小说人物的标准很独特，在他以前或以后的小说评点里，都没有人这样做过。他是用“福、寿、才、德”四项标准来分析小说人物，并认为全部符合这四项标准德人，才是上品。用他德标准衡量，只有贾母一个人符合这四项标准。他在《总评》第十条中说：
福、寿、才、德四字，人生最难完全，宁荣二府，只有贾母一人，其福其寿，固为稀有。其少年理家事迹，虽不能知，然听其临终遗言说‘心实吃亏’四字，仁厚诚实，德可概见；观其严查赌博，洞悉弊端，分散余货，井井有条，才亦可见一般，可称四字兼全。
对于其他人物，王希廉也是这样分析的，贾敬无德无才，贾政有德无才，贾琏小有才而无德，贾珍是无德无才，贾宝玉才德是另一种，于事业无补。从这些评价来看，他的见解还是比较正确的，但是对贾宝玉的评价虽然不失准确，但也可以看出，他还是用儒家的思想来要求贾宝玉的。对于如邢大人、尤氏等，王希廉认为他们也是无德无才，王大人虽然看上去好像有德，事实上不见真德，才也平庸。这些评价也是相当到位的。
对于黛玉和宝钗的评论，他也是按照这个标准，在他之前，对黛钗优劣早有争议，王希廉倾向于拥钗贬黛的，在《总评》中他是这样评价的：
黛玉一味痴情，心地偏窄，德故不美，只有文墨之才。宝钗却是有德有才女子，虽寿不可知，而福薄已见。
从这些评价来看，王希廉也依然是用世俗德观点来评价的，如果林黛玉真的是这样的人，贾宝玉也不会一生去追求她了，这也是王希廉评点中显得平庸的表现之一。
由于王希廉持这种观点评价人物，所以，他对晴雯和袭人的评价也和对黛玉和宝钗的评价比较一致了，他在分析晴雯的性格时，认为她有严重的性格缺陷，在第四十八回回末评中，他这样评价道：
晴雯撕扇，是恃宠撒娇。雨村讹扇，是倚势害良。而晴雯之被逐，贾赦之获罪，皆种于此。
同前面评价黛钗一样，他是以传统的道德来评判人物的，所以对晴雯持此批评态度，而对袭人却褒奖有加，对有些读者不能原谅的情节，他也是充分理解并加以怜悯，如第一百二十回回末评：
袭人与蒋玉函前缘已定，即果真要死，亦断不能死，况袭人如果愿死，则尤三姐、司棋、鸳鸯等，登时可死，何必辗转思量踌躇不决？自古忠臣义士、侠客烈妇，俱一念已决，立时就义。若一有转念，便不能死，作者说袭人怀必死之心，是怜爱袭人，故为庇护。
这种评价是完全站在传统道德的立场上来进行的，即使在他那个时代，也未必都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同。
王希廉的人物评品可以分十大类：
福寿才德兼备者：贾母
有德有才者：元春钗
有德无才者：贾政
有才德非全美者：探春、黛玉
有才无德者：王熙凤、贾琏
德不真才也平庸者：王夫人
才德平平者：巧姐
无才无德者：迎春、邢夫人、尤氏、贾赦、贾珍
才德不足论者：秦可卿、贾琏
特异品质者；宝玉、妙玉、湘云、惜春
在这十类中，最后这类还是很有意思的归类法，那么王希廉是怎么评价这类人物的呢？既然王希廉认为他们是特异品质，肯定是认为他们的行为、思想和做派均与常人有异，尤其是与那个时代的人大为不同。王希廉既然把他们作为另类列出来，自然也不是按照普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
对贾宝玉的评价，在《红楼梦》出来之后，意见各不相同，脂砚斋就这样评价宝玉：“说不得贤，也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的人物，看来如此了解曹雪芹创作的人也是对贾宝玉无法归类的，最后说贾宝玉是“古今未有之一人”，这句话如果算作是评价的话，应该说，脂砚斋看出了贾宝玉的特异品质，看出了贾宝玉性格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很难用简单的好与坏来归类评判的。对于贾宝玉的“痴情”，脂砚斋倒是用“情不情”来肯定其价值，而护花主人涂赢则极为推崇宝玉为“圣之情者”，二知道人也极为赞赏宝玉对黛玉的一篇痴情。但是王希廉却站在封建礼教和家长制的立场对贾宝玉大加鞭挞，王希廉是相当反感男女之间的痴情的，认为“情为孽因，孽为情果”（第十六回回末评），说贾宝玉是“一个不愿读书的孩子”（第五回回末评），这样的孩子在王希廉的眼中应该是很难有出息的了，特别是对宝玉和秦钟的交往，就被王希廉叱责为淫乱和缠绵于色魔之中：
秦钟与宝玉一见便彼此胡思乱想，冶容富贵，俱易动人，如此纨绔公子，慎之慎之。（第七回回末评）
不仅如此，王希廉还把贾宝玉看成是一个既迷恋女色又迷恋男色的色情狂：
宝玉与女色，自幼亲近，且自秦氏房中一睡，袭人试演一番，已深知其味。而于男色尚未沉溺，又有秦钟同学，从此男女二色，皆迷入骨髓矣。（第九回回末评）
王希廉否定男女私情，自然更不会容忍同性恋了。在否认贾宝玉这些情感之后，就更进一步否定贾宝玉的文才：
宝玉游园已经多日，其各处景致，自己熟悉，且云众清客中早知贾政要试宝玉之才，宝玉亦知此意等语，则贾政之欲令宝玉拟题匾已早露信息，并非临时起念。其处处议论，安知不有宿构。（第十七回回末评）
本来贾政是要试试宝玉的文才的，而且宝玉的表现也是即兴发挥，这个情节恰恰是表现了宝玉的文才与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之一，没想到王希廉竟然认为这是贾宝玉早有准各，故意要露一手，这也实在有点可笑。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希廉不仅否定贾宝玉的情也否定他的文才，对贾宝玉的全盘否定反映了王希廉的正统思想在作怪。
王希廉不仅否定贾宝玉的离经叛道的思想行为，同时也对妙玉的一切也充满怀疑和敌意：
妙玉父母双亡，不知何姓，其师也不知姓氏籍贯，且已圆寂不知，其平日用度，及珍贵器皿。老嬷、丫头从何得来，令人可疑。（第十七回回末评）
妙玉出家人，何以有许多古玩茶器，五年前又在原籍住，行迹殊属可疑。（第四十一回回末评）
不能说，王希廉的怀疑毫无道理，她十八年的人生经历，是很不寻常的，令人惊奇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尤其她“行为乖僻”的奇异性格和“心性高洁”的心灵，是王希廉这种正统的思想观念所不能接受的，所以王希廉批判妙玉也就可以理解了。如第四十一回，妙玉扔了刘姥姥用过的茶杯，王希廉将妙玉与刘姥姥加以比较后评价说：
刘姥姥极村俗，妙玉极僻洁，两两相形，觉村俗却在人情之内，僻洁反在人情之外，宁为姥姥，毋为妙玉。（第四十一回回末评）
王希廉是重世俗人情远过于孤标自傲的文人传统，甚至在接人待物方面也是从自己的立身处事原则出发，以此品评人物，也让人感觉到他的评点缺少一种特立独行的创见。
五、小说语言
语言向来被看作文学的第一要素（高尔基语），而对于长篇小说来说，其人物语言的成功与否，也直接决定了小说的艺术价值的高低，《红楼梦》塑造了大量成功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的成功得力于小说中丰富多彩的个性化语言，阅读《红楼梦》时，能使读者由人物语言就能知道是谁所说的，就是说，什么人说什么话，这就是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曹雪芹在开篇第一回就非常明确地表态，他反对“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所以他要求人物语言是活生生的语言，是能够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语言，能够表现不同人物不同的身份、性格、感情和他们所处的不同场合的心里状态，由于曹雪芹独特艺术追求，是他小说中的人物语言是非常出色的。
王希廉在他的评点中，赞赏《红楼梦》人物语言具有鲜明的个性，不仅是主要人物，次要人物也一样具有很个性化的语言。比较有特色的语言是贾琏的心腹小厮兴儿，在六十五回贾琏偷娶尤二姐后，兴儿向尤二姐介绍贾府的人物情况，其中对王熙凤的介绍生动形象，把王熙凤的性格极为准确的概括了出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兴儿除了给尤二姐介绍王熙凤性格之外，还介绍了黛玉和宝钗，说了两句极为经典的话：“气儿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气儿暖了，吹化了薛姑娘。”这话显得非常可爱，是一个喝了点酒嘴有点打滑的语言，而且带着点卖弄的语气，这段话不仅概括了王熙凤、黛玉和宝钗的性格，也显示了兴儿的性格，所以，王希廉评价说：
妙语解颐，恰是童儿口吻。（第六十五回回末评）
王希廉的这个评价是很准确而恰当的，在《红楼梦》里，兴儿只是一个小角色，但他的语言却是相当性格化的，一段话，恰如其人，恰如其情，就把一个精明油滑的小厮写活了。
第一百一十七回，贾蔷想勾引宝玉，贾芸拦住他，并捏造宝玉因老早就爱上宝钗，才导致黛玉相思致死的话。王希廉叱责说：“真是小人口吻”。（第一百一十七回回末评），从这些评语中我们可以看出，《红楼梦》众多的次要人物是靠自己的独特语言站在读者而前的，什么人说什么话，闻其声而见其人，这就是《红楼梦》人物语言个性化所带来的艺术效果。
王希廉对主要人物的语言个性化的评价也很精当，如第八十一回惜春在从翠缕、翠墨口中得知黛玉旧病复发时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林妹妹那样一个聪明人，我看她总有些瞧不破。一点半点儿，都要认真起来，天下事哪里有多少真的呢？”对这句话，王希廉说惜春的话完全是“出家人口气”（第八十二回回末评），他从这句话里惜春这个人物的特殊心态，一个“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的“静寂”心态。
第一百一十九回，有一段是写贾宝玉即将赴考的场而：
（宝玉）走过来给王夫人跪下，满眼流泪，磕了三个头说道“母亲生我一世，我也无可报答，只有这一入场，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个举人出来。那时太太喜欢喜欢，便是儿子一辈子的事也完了，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过去了。”宝玉却转过身来给李纨作了辑说：“嫂子放心。我们爷两个都是必中的。日后兰哥还有大出息，大嫂子还要戴凤冠穿霞被呢。”宝钗叹到：“是时候了，你不必说这些唠叨话了。”宝玉道：“你倒催的我紧，我自己也知道该走了。”回头见众人都在这里只没惜春、紫娟，便说道：“四妹妹和紫娟姐姐跟前，替我说一句罢，横竖是再见就完了。”……
王希廉指出宝玉赴考辞别王大人、李纨以及宝钗等人所说的话，句句都显示出宝玉“已去不回口气”（一百一十九回回末评）。应该说宝玉在小说中说的话是相当多的，而且在不同的场合所说的话都基本上符合他的个性，而这一段几乎是不太符合以前贾宝玉的话，但是这段话却是贾宝玉即将出家时的离别赠言，所以还是符合宝玉个性的。
对林黛玉之死，在九十八回写《苦绛珠魂归离恨天》回后评中，王希廉说：
“黛玉临终光景，写得惨淡可怜，更妙在连呼‘宝玉’，只说得‘你好’二字，便咽住气绝，描神之笔。”
“黛玉之死”向来被认为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神来之笔，王希廉抓住这这点连续用“惨淡可怜”“更妙”“描神之笔”来形容，一定是内心感受特别复杂，谁读了这一段不会为之潜然泪下呢？可是如果林黛玉在临死之前长篇大论控诉宝玉的话，那就不是黛玉了。
第三节 王希廉评点的影响
王希廉评本自双清仙馆印行之后，历经咸丰、同治两朝均未能再度刊行，但是王希廉的评点却影响深远，特别是《石头记评赞》的刊行，大大加强了王希廉评点的历史地位，道光二十二、二十三年期间，由王希廉评点汇集而成的《石头记评赞》刊行问世，其中把护花主人涂瀛的《论赞》与《问答》误会为王希廉一人之所作。这个刊本影响也很大，当时的发行量相当大，但是在咸丰年间一度毁于战火，时下流传的已经很少见了，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金陵吴耀年将它重刻，使这部书得以再度面世。对此，张盛藻在书后的《跋》中对这个情况有相当详细的说明：
道光壬寅（1842）、葵卯（1843）间录板行世，人争购之，咸丰间毁于兵焚，见者遂罕。予在京师，曾从友人处借抄评语，兹来养（病字部，下为阿）白门，偶出以示明好，咸诧为奇文妙论，因怂愚付梓，亦实不敢以丰城宝剑秘之匣中耳。
王希廉《石头记评赞》得以流传，张盛藻有很大功劳，到光绪二年夏大，又在上海重新刻印这个本子，同年，京都聚珍堂重刊《绣像红楼梦》，王希廉的评点本继续流传下来。
由于王希廉的评本是《红楼梦》评点史上第一部具有一定评点规模的精印本，所以影响力非常大，王希廉的评点不论是单评本还是合评本，都受到当时读者的热烈欢迎。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王希廉的评点在那个禁书极为严厉的时代，依然能够引起读者强烈的反应呢？在红学史上是有不少人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的，比如周汝昌先生曾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王希廉评点之所以能够风靡一时，并不是他的评点具有什么独特的价值，而是在于他有办法把他写的书刻印出来罢了。这个说法从经济角度来看，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个叫齐学裘的人写有《见闻随笔》，其卷十六的记载中也有有关的情况，可作周汝昌说法的佐证：
家饶于财。曾刻《三国演义》，补一百二十四人小像行世。（《见闻随笔》，卷十六）
可见王希廉家是有刻书传统的，是一个私家刻书书坊，从今天的角度看是一个私人出版商，他从出版商的角度出发来作《红楼梦》的评点，自然是相当了解当时读者的需求了，这是他的评点畅销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吧。不过，王希廉并不是那种一味迎合读者趣味的评点家，他是按照自己的思想和眼光来冷静地评点《红楼梦》的，再加上他的评点是随正文一起刊印，给读者提供了一定的阅读方便和指引，因而更能受到读者的喜爱。
不过，周汝昌先生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王希廉评点本的流传与影响，也过于低估了王希廉评点的价值，王希廉的评点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能够出版固然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评点的独特价值和眼光也是受到大众欢迎的原因，如果王希廉评点没有价值的话，他即使能够出版也未必就能引起社会反响。
因此，我认为，王希廉的评点产生影响的原因除了能够出版之外，更主要的是他评点具有独特的眼光和与众不同的见解，并且，他的见解还和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和读者的阅读需要有相当大的关系。
第八章 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
第一节 张新之生平
张新之，号太平闲人，妙复轩是他的书斋名。其生卒年均不可考。有关他的记载也不是很多，这里选几条资料，对他的生平做大致勾勒：
1、 据胡适先生说：“他的籍贯和生平无可考，可能是汉军旗人，但他不是台湾府知府，只是知府衙门里的一位幕客。”
2、 《红楼梦大辞典》“张新之”条说：“号太平闲人，妙复轩是他的斋名，籍贯生平不可考，……孙桐生于光绪二年（1841年）为张书作的跋中，认为他即是台湾知府仝卜年，误。”
3、 一粟《红楼梦书录》：“张新之，号太平闲人、妙复轩，似为汉军人。”
4、 徐宗干《斯未信斋杂录》卷四《退思录》：“府幕张新之便面有周文之大令（名沐兰，河南人）书句云：‘乍冻花心真静女，半枯树体老禅师’。”
以上四条，胡适没有说明他考证的过程，一粟说妙复轩是其号是错误的，如同《脂研斋重评石头记》一样，妙复轩与脂研斋都是斋名，因此，《红楼梦大辞典》的说法比较正确，徐宗干，字伯祯，号树人，江苏通州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奉旨补授台湾道，实际上，他二十八年四月就已经到任，咸丰四年正月，升任福建按查使，这条资料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信的，虽然它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这大约是现代人们所能找到的资料记录了，对于张新之的大致生平，只能从自序《妙复轩评石头记叙》以及《五桂山人序》中可以了解大概。
据他自序说，张新之好像一生都漂泊无定，他自幼喜欢读《石头记》，经常与人交流，感触很多，有些谈得很投机，有些则谈的很不投机。他在道光八年（1828年）到黑龙江，客居都护署，开始评点《红楼梦》，到了道光十一年（1831年），批了二十回，然后从黑龙江回到北京，由于杂事相扰，就暂时停止批点。1832年，遇到铭东屏，探讨《红楼梦》，有知己之感，应铭东屏的请求，就把批点好的二十回《红楼梦》借给了他，让张新之没有想到的是铭东屏一借三个月，屡次索取都不还，最后终于丢失，这使张新之心里很难受，甚至受刺激到经常出现石头的幻觉，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他短书长剑，游侠般的仗剑南游，山川名胜走个遍，但他无论是舟中马上，身边都携带着《红楼梦》。到1841年秋，到了福建莆田，继续评点《红楼梦》，而在这个时候，他思绪泉涌，批点得很顺畅，并且边批边整理以前的评点，前后达十馀年，他个人认为，由于懒惰，批点的文字不是很多。到1845年，批了共五十卷，1848年，就达到八十五卷，因为台湾之行，就居住在都署里，因身体不好闲居在家，就一气呵成，把全部评点完成，这时候已经是道光三十年（1830年）了。
对于张新之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五桂山人说，他在莆田遇到从北京来的张新之，张新之给他的印像是一个落拓江湖的穷人，“旷不羁中，却恬退安定”，两人很投缘，风晨月夕，时常交流，两人“十三经二十一史，滔滔然，渊渊然，互相考，所见大致不径庭。”张新之出示他所批点的内容，深受五桂山人的喜爱。由于张新之嗜酒贪睡，生性懒散且又喜欢旅游，以至于五桂山人担心张新之完成不了全部《红楼梦》的批点。两人同游台湾的时候，在五桂山人的督促下，张新之又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批点完成。从道光八年（1828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历时二十二年，终于完成了三十万字的著作，这是他一生心血的结品，写完之后也感慨万千，就自题诗三首志喜：
“道光三十年岁次庚戌秋八月丁卯在台湾府署，评《石头记》成，作七律三章以志喜：
其一：
说石头经二四春，龙沙万里上鲲身；
矍声鞭影都圆梦，雪送花迎各助神。
斩断六根原是假，归来一笑却成真；
借观义画尊鲮笔，腐史于今有后尘。
其二：
名教扶持自问难，谈情书上著铅丹；
平生差可斯吾信，未死居然此事完。
古月一轮含妙像，梅花数点破春寒；
辟开儿女全忠孝，人兽开头豁大观。
其三：
心血补焉用斗量，笔花生彩墨花香，
独燃一炬成秦火，横扫浮云见太阳。
著论不随无鬼没，问年原比谏都长；
老身杯酒同诗祭，事业欣欣让渺茫。
太平闲人自题。”
张新之虽然《妙复轩评石头记》写完了，但是他却没有能力出版，为此他也很感伤：“力有未逮，姑俟之，其将来成之北，成之南，或仍归于泯灭无所闻，则非闲人所敢知也。”（《妙复轩评石头记·自记》）。张新之的评点后来归刘铨福收藏，刘铨福和其父刘位坦（宽大）都是京畿著名的收藏家，著名的甲戌本就是他们收藏的，刘铨福自己在甲戌本二十八回的题记中说，张新之的评点在丁卯年也就是同治六年（1867年）借给了绵州孙小峰太守，刊刻于湖南。
这个孙小峰就是孙桐生（1828--1904），字筱峰，又作小峰，别号饮真外史、左绵痴道人、卧云主人、忏梦居士等，四川绵州人，咸丰二年进士，在湖南不少地方做过官，当过绵州治经书院的主讲席，著述甚丰，是个著名的学者，他的主要著作有：《游华银山诗钞》、《楚游草》诗四卷、《卧云山房文钞》一卷等，编有《国朝全蜀诗钞》六十四卷，整理校勘《吴吴山三妇评牡丹亭还魂记》、《弹指词》、《忆旧词》等。孙桐生对《红楼梦》和张新之的评点评价都很高，这从他《绣像石头记红楼梦叙里》可以看出来，所以他下了相当大的功大来整理张新之的评点，直到光绪二年（1876）年才整理完毕，由于他为官清贫，无力出版他喜爱的评点著作，直到光绪七年（1881年），他典当了自己的大部分家产和妻子的首饰，资助湖南长沙卧云山馆把张新之的评点刊刻出来，书名就叫作《妙复轩本·绣像石头记红楼梦》这个版本只刊刻一次，流传不广，但是张新之的评点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的三家评本一版再版，奠定了张新之三大评点家的地位。
第二节 张新之评点的主要内容
一、张新之评点的思想
张新之对《红楼梦》的总体看法和小说评点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他的《红楼梦读法》，回末总评和行间夹批里，另外《妙复轩评石头记》卷首收录的几篇序文也表现了张新之的文学思想。
张新之的基本观点是“《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又说是书为宣扬《易》道和儒家教义的书。他在《红楼梦读法》中说：
“《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演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周易》、《学》、《庸》是正传，《红楼》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倩谁记去作奇传’”。
张新之在评点《红楼梦》中常引用的是《大学》里的“明明德”的观念，他在《读法》中有步骤的阐明了这个想法，后来又在文章评点中屡次提到，在运用这思想的时候，张新之根据盛行一时的王阳明儒学的理解，把培养一个人的“明德”看作是磨心镜的过程，而不是意味着籍用外界的力量去控制自我的社会角色，也不是去完成光辉业绩的意思。他《妙复轩评石头记》的双行批中说：
通灵，明德也，借通灵“明明德”也。说石头，“新民也”。以《大学》评《红楼》，我亦自觉迁阔煞人。
扇，善；坠，遂：言“止于至善”。是书凡“善”字，皆借用“善”字以演义。（第一回双行批）
作者固自演《大学》、《中庸》，天人之微，理欲之极，必无中立处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岂生而然哉！（第五回回末评）
曰《中庸》、《大学》，作者之意可知矣。一部《红楼》不过是《中庸》、《大学》。（第二十三回双行批）
张新之把重点放在修心上，一心可以理解为个人意识，在某些评论中，张新之把小说里一些有中心意义的图像，例如宝玉神秘的石头以及其他玉器，看作“心”的象征。他说“‘明明’提出‘性’字，隐然演出‘心’字’”，“石头是人、是心、是性、是天、是明德”。
张新之认为《红楼梦》整个“无非是《易》道”。止于《红楼梦》是宣传《周易》的奥妙的道理，在他的《红楼梦读法》里曾经有一段这样的介绍：当初，刚看《红楼梦》时，觉得书中的刘姥姥，仅仅是“插科打浑，如戏中之丑脚，使全书不寂寞设了”，但是读到后来，慢慢读出味道来，觉得刘姥姥第三次到荣国府，在丧乱中，更没有必要科挥，所以开始疑心，而仍不能解释，于是分看合看，一字一句，细细玩味，过了三年，最终寻得真解：“是《易》道也，是全书无非《易》道也”。并进而言之说：“太平闲人《石头》批评实始于此”。既然是意识到了《红楼梦》演《易》，他接着就从刘姥姥入手，解析把刘姥姥解释为“坤”的道理：
试指出刘姥姥，一纯坤也，老阴生少阳，故终救巧姐。巧姐生于七月七，七，少阳之数也。……计六小字，悉有妙义。乾三连即王字之三横，加一直破之，则断成而成坤。（《红楼梦读法》）
他在对小说文本的具体评点中的行间批中，他也是多次以《周易》妙理来阐释《红楼梦》的思想背景和独特的文学技巧，如第三十一回袭人吐血请王济安来医治，张新之评道：
王济安因医造名，而隐《易》道，乾坤之道在‘坎’、‘离’、‘坎’‘离’颠倒为‘既济’、‘未济’。调水火、为抽添，则在人。
张新之还用阴阳五行说来分析《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对“木石联盟’和“金玉良缘”、以及林黛玉和薛宝钗命名中的《易》理：
或问是书姻缘，何必内木石而外金玉？答曰：玉石演人心也。心宜向善，不宜向恶。故《易》道贵阳而见阴，圣人抑阴而扶阳。木行东方，主春生；金行西方，主秋杀。林生于海，海处东南，阳也；金出于薛，薛犹云雪，固冷积寒，阴也。此为林为薛、为木为金之所由取义也。（《或问》）
张新之最为得意的描述是大观园周期性潮起潮落的悲欢离合的词用了一个“渐”字，也是来自于《易经》里而，对于这个概念，他引了比较多的引语，也来自于坤卦和渐卦。他在其《红楼梦读法》和正文中的双行批中都有有关的解释和运用：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故仅履霜之戒，一部《红楼》演一渐字。（《红楼梦读法》）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我评此书为演一‘渐’字，看此一语，岂不信然？
这是张新之评点红楼的重要理论依据，他把不孝的罪恶与行为中无可奈何的因果关系结合起来。是运用了《易经》中“渐”的观念，来描述小说中事件的逐步进展过程，最终直至大观园不可避免的解体。
当然，张新之用这些《周易》的道理来解释整个《红楼梦》的思想基础和小说人物，很多人都觉得勉强，觉得缺乏说服力。但是这种现象至少说明在当时是批评《红楼梦》的一种方法，而且有相当的影响，对于张新之的小说研究方法论在鸳湖月痴子在他的《妙复轩评石头记序》中说：
《红楼梦》一书，无稽小说，作者洋洋洒洒，特衍出百二十回绝妙文字，而此百二十回中，有自相矛盾处，有不着边际处，有故作漏处，初视之，若漫不经意者。然太平闲人乃正与此中得间，为一二拈出，经以《大学》，纬以《周易》，较之金氏圣叹评《三国》、《水浒》、《西厢记》，似圣叹尚为其易，而闲人独为其难。
另外，铭东屏《致太平闲人书》中也说：
《红楼梦》批点向来不下数十家，骥未见尾，蛇需画足，譬之笨伯圆梦，强作解事，搔痒不着。读大作，当一扫浮云，庐山突出也。他认为太平闲人的评点在当时已有的数十家评点作品中，是很突出的。后来在湖南卧云山馆刊行这个本子的孙桐生也在他的序文中称赞说：《红楼梦》出现六十年来，一直没有真正能够读懂的奥义微言，昭然若揭，范围曲成，人伦日用，随地可以自尽。
这些议论有些是吹捧之词，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应出张新之的评点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不管我们现代人怎么评价张新之的评点，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很多士大大或读书人骨子里是一直认同传统的儒家文化的，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也都以儒家文化为准绳的，所以用儒家文化的价值观来阅读小说、评价小说是很容易理解的。
当前，大多数《红楼梦》研究者对张新之评点的评价都不是很高，甚至持否定态度，如郭豫适先生就认为“这类牵强附一会、令人啼笑皆非的评论”，韩进廉先生说张评“其实是一种极大的歪曲”。
美国著名学者、红学研究专家浦安迪先生列举了两种理由说明这个问题，他主张应该认真对待张新之评点“首先近就时代、文化背景、哲学背景而言，张新之的评论接近于小说的写作时间”，“第二即便可以认为这类以儒学为基调的解释并没有理解作者的本意，这类读法还是能够准确地反映小说对问世后一百年大部分读者所表达的意义。仅就这一点而言，该评论就可以在中国传统小说批评史中赢得重要地位。”
台湾中央大学的康来新教授在她的《晚清小说理论研究》中论张新之的《红楼梦》评论时，虽指出其中难免有些附一会迂回处，但也说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里仍然受很多读者的欢迎：
综观张新之的《红楼梦》评点，其中最独到的莫过于《易经》与五行生克的理论构架。若以考据实证的眼光，或以美学的尺度来衡量，可能会觉其附会迂回甚至空妄，然而当时读者自其中获益者还是大有人在。
这种评价和中国大陆的评价相比起来还是相当持和公正的。
二、张新之对《红楼梦》人物的分析
张新之的眼光相当独到，对人物的分析与评价与其他评点者大为不同，和他的思想一样，他是从儒家的观点出发，并结合《易经》中的一些观念，对《红楼梦》中的很多人物作了相当刻薄的评价。这是《红楼梦》十几家评点里极为少见的。
在《红楼梦》里，唯一被张新之评为“完人”的是李纵（第一百一十九回夹批），其他的几乎都是有罪之人，如他骂凤姐“为禽兽，弄权而致祸者”，袭人“堰旗息鼓，攻人于不及党”，薛姨妈“写得不堪，竟有鸽母光景”，宝钗则“隐喊险狠，且得贤名，为草莽一流人物，则是鬼神所必碰，天地所不容者矣”，“大奸雄化身”。此外贾政、贾宝玉等均是罪人。
这种少见的人物评价，同他之前的王希廉比较起来，差别是很大的，王希廉是以“福寿才德”来评价贾母，认为贾母是四项兼全的人物，但张新之认为贾母是许多坏事的总根子，说“史为罪魁”（贾母姓史），骂他为“总罪人”，对读者喜爱的黛玉，他的评价也略显不同：
黛玉一身孤奇，欲得宝玉而无才以取之，一味情急，推其心，黛玉之欲杀钗，与钗之欲杀黛玉正等，而愚而傲而疏，致为大众厌弃而不觉，熙凤因得乘隙以畅所欲为，夫复谁尤，以身涉世者鉴之者哉。（二十九回回末评）
这段分析倒还平和，对黛玉还算有点同情，但是在他的《红楼梦读法》中对黛玉的评价就要刻薄得多了：“写黛玉处处口舌伤人，是极不善处世、极不自爱之一人，致蹈杀机而不觉。”但刻薄归刻薄，张新之的的这种评价还是很精辟的，导致林黛玉的最后悲剧结局也就是这些原因造成的。
三、《红楼梦》对传统文化与前期小说的继承与接受
张新之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他能够看到《红楼梦》的文学背景以及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
“《红楼梦》脱胎在《西游记》，借径在《金瓶梅》，摄神在《水浒传》。
“《红楼梦》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金瓶梅》有‘苦孝说’，因明以孝字结。此则暗以孝字结。至其隐痛，较作《金瓶》者尤深。《金瓶》演冷热，此书演冷热。《金瓶》演财色，此书亦演财色。”
张新之的评点明显受到了张竹坡的影响，张竹坡首先提出《金瓶梅》非淫书说，以“苦孝”说解说《金瓶梅》，其评点目的在于去淫乱、存孝悌，以此证明《金瓶梅》不是淫书，张新之时代，《红楼梦》被视为淫书，也有被禁毁的可能，为了与当时正统的思想相抗衡，他也力主《红楼梦》非淫书说，目的也是想确立《红楼梦》的合法地位，更隐秘的心理因素恐怕还在于给自己评点《红楼梦》找一个合理且合法的缘由。不过他对张竹坡的借鉴，主要的收获在于他认识到《红楼梦》和《金瓶梅》是同一类小说，《红楼梦》“借径在《金瓶梅》”，就是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借鉴关系，他并且用张竹坡的观点说《红楼梦》也是“演冷热”、“演财色”，这又从思想主题上认同了两书的一致性。“《红楼梦》是暗《金瓶梅》，故日意淫”，是看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这个不同就在于对情色的描写上，《金瓶梅》着意于肉体，而《红楼梦》着意于精神，一滥一纯，意趣截然不同。“《红楼梦》脱胎在《西游记》”是指《红楼梦》的宗教思想和《西游记》一致，小说主人公的反抗精神也和《西游记》一致，当然贾宝玉和石头的关系以及孙悟空和石头的关系也是两书在楔子这一手法的使用上比较一致的地方。“摄神在《水浒传》”是指在艺术神韵上借鉴了《水浒传》的艺术精神，特别是在人物描写手法和叙事手法上借鉴了《水浒传》的手法。当然，借鉴归借鉴，张新之认为《红楼梦》艺术成就是最高的，超过了他所欣赏的《聊斋志异》、《西游记》、《金瓶梅》、《水浒传》，“《聊斋》是散段，百学或可肖其一；《石头》是整段，则无从学步，……此书自足千古。”“写底里正义，《西游记》优为之，而面子非僧即魔，犹易能也。写面子，状声口，肖情形，《水浒》能之，而无底里可顾。抉势利，绘淫荡，《金瓶》能之，亦无底里可顾。此书后来据上。”通过这些比较，张新之确立了《红楼梦》自足千占的地位。这种说理、分析以及最后的结论还是很能令人信服的。
《红楼梦》的笔法和词句，的确是受到古典小说的影响很多，《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对《红楼梦》的影响关系，除了张新之之外，像梦痴学人、诸联等也论述过有关问题。不但如此，他还认为中国古代的史书和散文也影响到《红楼梦》，他引《鹤林玉露》中的一段，运用于《红楼梦》：
我欲以此语转赠《石头记》。是书叙事，取法《战国策》、《史记》、三苏文处居多。（《红楼梦读法》）
史传文学对小说的影响，明清时期论述的也很多，张新之的这些论述也谈不上新鲜，至于说取法三苏处，不知具体所指为何。他评论的内容，还有涉及到诗词的运用、人物的命名、文学的传承等方而的问题。
张新之写评点的时候，已经有前八十回为原著、后四十后为续书的说法了，但是他根据自己的整体艺术感受，在长达二十二年的阅读、评点之后，最后得出结论是：“有谓此书止八十回，其余四十回乃出另手，吾不能知。但观其通体结构，如常山蛇首尾相应，安根伏线，有牵一发全身动之妙，且词句笔气，前后全无差别。则所增之四十回，从中后增入那，押参差夹杂增入那？觉其难有甚于作书百倍者。虽重以父兄命，万金赏，使闲人增半回不能也。”（《石头记读法》）清代后期评点大多把《红楼梦》一百二十回视为一个整体，如王希廉、姚燮等，但像张新之这样公然在评点中辩明前八后四为一整体，在评点中还不多见，根据有关材料，当时对《红楼梦》流传中的两个版木“八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的记载是比较多的，陈其泰的评点就已经感觉到八十回以后出自另一手笔，但是像陈其泰这样认为的人不多。包括若干年后，林语堂《平心论高鄂》再次提出《红楼梦》续书之不可能，其实在他之前的一百多年前，张新之就已经提出了。可以说，张新之是一位文学鉴赏力很高的小说评点家。
第三节 张新之评点的影响及其评价
张新之是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才写成的三十万字的《红楼梦》评点，其花费的时间之长、所写的字数之多，以及见解之独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红楼梦》研究史上都是值得关注的事情。在他完成评点工作之后，其成就得到很多人的称赞，有的给他写信，有的给他作序，如紫琅山人、鸳湖月痴子、五桂山人等，在他的自记末尾还附有铭东屏的一段文字，这就是表示在当时他的评点已经得到相当多的积极的评价。从《妙复轩评石头记》抄本出现三十年以后，孙桐生自刘铨福处借得此书阅读，惊叹其写作精彩，将其刊行问世，他是根本不知道太平闲人是什么人的，才错把张新之误作仝卜年，他觉得这是一部“发其绩，振其声”的评点作品，所以才花大力气出资在湖南卧云山馆出版张新之的评点作品。这时已经是光绪七年（1881）事情了，自此以后，张新之的评点便风靡天下。
这种影响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三家汇评本的出现，光绪十年（1884）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出版，这是王希廉、张新之、姚燮的三家合评本，这个版本的出版仅仅距孙桐生出版本只三年。这部书的卷首收录了他们的序文、读法、总评、论赞、题词等各种评论文章，回末收录三位评点家的回末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三家合评本虽然是把王希廉排在前而，但是其内容是以“太平闲人评本”为基本依据的，可见编者在编辑过程中并不是以三位评点者所处的年代先后作为排序的依据，而是在卷首目录之后，马上收录《太平闲人读法》，然后收录其他来自于王希廉评本卷首的各种文章以及大某山民评。此外，原来王希廉和姚燮没有文中双行夹批，而这部书里所有的夹批都是张新之的评点文字，内容多达三十万字。考察三家合评本中的回后评中，排在最前而的属于“太平闲人评”，这项在合评本里没有被标出，不像王希廉和姚燮的明确标示出“护花主人评曰”、“大某山民评曰”，这是在阅读中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合评本是以张新之的评点为主，再把王希廉和姚燮的评点文宁功口以编排整理的。从此以后，这个《金玉缘》刊本极为流行，直到清末已有五六种之多，甚至民国以后依然仍然继续流传，由此可见张新之评点影响是很大的。
至于对张新之评点的评价，历来说法很多。同治七年（1868），刘铨福在甲戌本书后写《跋》的时候，对张新之的评点有一小段评价：
近日又得妙复轩手批十二巨册，语虽近凿，而与《红楼梦》味之为深矣。云客又记。
刘铨福觉得张新之评本的内容虽然有一些牵强附会的地方，但总的评价是对《红楼梦》分析得很精深。
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开头对历代的小说评点进行了一番评价和分析，其中对王希廉和张新之的批评比较多。他认为张新之的评点缺陷是很大的：
次等曲笔，惟太平闲人评本能尽揭之。太平闲人评本之缺点，在误以前人读《西游记》之眼光读此书，乃以《大学》、《中庸》明明德等为作者本意之所在，遂有种种可笑之传会，如以吃饭为诚意之类。
蔡元培先生虽然批评张新之评点的缺陷，但是他在写《石头记索隐》时仍然采用了张新之的某些观点和方法，为了证明小说写的乃是“康熙朝政治说”，他也采用了清代评点家的阴阳说和《周易》里的思想：
我国古代哲学，以阴阳二字说明一切对待之事物，《易？坤卦缘（无丝旁）传》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以夫妻君臣分配于阴阳也。《石头记》即用其义。
除此之外，蔡元培又主张书中的探春为影射徐乾学，因为乾的卦像有三横，所以探春叫三姑娘，徐乾学进士及第是第三名，通称“探花”，故而叫“探春”，（《石头记索隐》），可见蔡元培一方而批判张新之的观点与方法，另一方面又在采用他的观点和方法。
第九章 姚燮《蛟川大某山民评点红楼梦》
第一节 姚燮生平与著述
姚燮，字梅伯，号野桥、中年以后自号复庄，别署甚多，’常见的有上湖生、某伯、大某山民、大梅山民、复翁、复道人等，浙江镇海人。清嘉庆十年（1805）七月二十日生在一个“五世儒素风”（《寄家书》）的家庭里，当时家在镇海城内上字湖畔，故年轻时曾自署上湖生。他祖上从浙江诸暨姚公埠迁入，父名成，字惟青。姚燮自幼聪慧过人，传说他周岁时还不会说话，即已识字二百余，五岁能作灯花诗。髫龄入塾，读书目十行下，对经史子集以至传奇小说，道藏释典，无不观览。道光六年（1826）拔补弟子员。道光十四年（1834）中举，此后交游日益广泛，文人学士无不知有镇海姚生的。
姚燮家境贫寒，性格沉毅，又肯刻苦钻研，学有根底。他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不但诗文词曲造诣很高，能独树一帜，不屑循规蹈距，被近世词章家推为巨擎，对于古乐、绘画也无不擅长。二十多岁时，往来于蜀山舜水之间，每年多达八九次。他曾在鹤皋留居三年，而寓居勤县时间最长，老屋三间，座客常满，和诸少年为诗社，他的弟子达数百人之多，姚燮于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三日与世长辞。应试的失意和遭遇的坎坷是他的不幸，却也为此成全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没有公务在身，给予了他足够的时间从事著述。所以他著作的数量非一般人所能及。只可惜贫穷使他无力刊印，公诸于世的大多依仗友人的帮助。还有大量作品未付奇剞劂，有的已经佚失了。
由于姚燮博学多才，阅历丰富，著作都有所根据，又有所创新。写心得为古文辞，得意自喜，却只和知己朋友商酌，传于人的不多。当时流传普遍的作品是骈文和诗词。只就收入《大梅山馆集·复庄诗问》的诗看来，他的诗造诣很高，至少不在其骈文和词以下。他各种文体的短长，并不是很容易得出公认的结论的。何况我们现在并不能读到他的全部作品。姚燮善于学诸家之长，而又不为其所囿，能自成一家。他的词也是如此。总起来说，他前期的作品崇尚绮丽，中年后转为沉抑苍凉。他的诗收入《复庄诗问》中的凡三十四卷，都三千四百八十八章，附八十一章。其中道光十三年（1833）以前的作品仅存十分之一，道光十四年（1834）以后的作品仅存十分之五，总目注明各卷写作年代，自癸已（道光十三年）至丙午（道光二十六年，1846）。此后未见续刻。《疏影楼词》包括《画边琴趣》二卷、《吴泾唱》一卷、《剪灯夜语》一卷、《石云吟雅》一卷，所收词是道光十三年以前创作的一千余网词中选出的六分之一，可见梅伯对于自已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他希望公诸于世的作品要精不要多。《复庄骄丽文榷》八卷，是道光十三年客西沪时王莳兰帮他刊印的。以上三种后来合为一集，称为《大梅山馆集》。《文榷三编》刊于咸丰丙辰（1856）是五十岁以后的定本。此外未经刊印的遗稿还很多，据四明蔡鸿监《文榷二编序》的记载有六百余卷，二十三种：《散体文酌》十二卷《疏影楼词续钞》四卷《玉楼词》二卷《瑶想集诗》一卷《西沪榷歌》八卷《蚶城游览侣和诗》一卷《息游园杂纂》八卷《课见四子书琐义》一卷《胡氏禹贡锥指勘补》十二卷《夏小正求是》四卷《汉书日札》四卷《四明他山图经》十二卷《蛟州省旧诗袭》三十二卷《今乐考证》十卷《今乐府选》五百卷《玉楼词学标准》八卷《苦海航乐府》一卷《琴谱雅占九奏》一卷《拇茧录》一卷《洋烟述考》八卷《狙史》八卷《退红衫传奇》八卷《梅心雪传奇》八卷据庄一拂先生考证，《西沪掉歌》、《书荫楼诗》、《日记》等稿本犹藏县林氏，可能尚保留在天壤间。其中《日记》、《浮香阁木事》二种为蔡鸿监所遗，则姚氏未刊稿至少尚有二十五种未经刊印。
姚燮对戏曲的主要贡献是《今乐考证》、《复庄今乐府选》。尤以《今乐考证》影响最大。它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可惜埋没多年，幸而在1932年被马廉在宁波书肆发现，马氏死后，其兄裕藻依照马廉遗志，捐赠给北京大学，要求印行，不到两月，印出油印本，这部著作才于1935年和读者见而。全书分《缘起》和《著录》两部分。《缘起》分门别类地辑录前人有关戏曲、歌舞、古乐等方而的言论，是资料汇编。《著录》列举元、明、清三代戏曲目录，并略述作者生平事迹或有关剧本的考证。《大梅山馆集》未收《今乐考证》，因为它成书在刊印《大梅山馆集》以后。《复庄今乐府选》只有稿本传世，共一百九十二册，浙江图书馆藏一百一十册，宁波大一阁藏五十六册，北京图书馆藏二册，其余不详是否尚在人间。半叶十行，行二十三字，估计全书字数多达五六百万，内容之丰富远远超过了《群音类选》和《缀白裘》。收衢歌五种、弦索一种，元杂剧九十一种、明杂剧二十五种、清杂剧三十九种，元院本二种、明院本七十一种、清院本七十四种（按：院本指传奇）、元散曲八种、明散曲八种、清散曲八种。每种剧本选一折至三十二折不等。张宗祥先生将浙江图书馆所藏部分编了一本详目。就中《拟连厢词》、《梦花茵》、《北孝烈》、《列子御风》、《艳禅》、《时春》等清人杂剧，《双缘舫》、《撮盒圆》、《百花舫》、《马上缘》、《后七子》、《名山志》、《梅花楼》、《绿花轩》、《凤雏圆》、《红玉替》、《南楼梦》、《桐叶记》、《丹凤志》、《定心猿》、《醉西湖》、《花神报》等清入院本，及清人颜孝嘉所撰写散曲《渔鼓曲》都是极少见的珍本或孤本。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藏二册，其中一册注“壬子（咸丰一年，1852）五月二十六日校。”下面有一方“复庄”图章。这一册既然是咸丰二年校订的，姚氏从事此书的收集抄写校订工作一定自道光年间即已开始了，全稿完成时间应在咸丰二年至同治三年（1852--1864）之间。其一册的内容为佚名作家的《红玉替》和《醉西湖》两种传奇，各收四折。另一册为《小山小令》和《乔氏小令》两种散曲。即元代最著名作家张可久和乔吉的散曲集。姚氏编选此稿，其用意似乎不只是编选折子戏，可能尚有保存散佚戏曲的目的所在。《红玉替》志语说：“此本未见全剧，仅得写本四折，间有清俊语，应非庸手所作。惜多误字为憾！姑存之，以备一种。”就是证明。又如《凤雏圆》一种，全剧三十三出，仅缺第一出，而《长生殿》等著名杰作，却只选入了二十余折。估计姚氏所依据的《凤雏圆》卷首残缺的本子，因此抄下来以免佚失。并非认为其造诣超过《长生殿》等名作。因此《复庄今乐府选》的价值并不在选得精审，而在于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姚燮的《退（一作“褪”）红衫传奇》未见，存佚不详。《梅心雪传奇》原稿今藏浙江图书馆，绿丝栏抄本，半叫‘十二行，每行字数不等。
姚燮是近代系统研究我国戏剧历史的第一人。他写的《今乐考证》对各时代作者及曲目详加著录，兼采诸家评论及作者世系行状撰为提要。另一部《今乐府选》是元、明、清戏曲选集，共收四百三十一种，内容非常丰富，收集保存了大量珍贵戏曲文献。文学史家郑振铎说：“当举世不为之时，梅伯独埋头于戏曲的探讨，且较王静安先生更早数十年完成他的戏曲的目录（且还有提要的）《今乐考证》、实小能小谓为“豪杰之士”……而象他那样的有网罗古今以来一切戏曲于一书（《今乐府选》）的豪气的人，恐怕自古到今日还不曾有过第一人。”
姚燮是清代著名文学家、画家、学者和藏书家。他在我国藏书史上有一定地位。姚燮有大梅山馆藏书数万卷。姚燮去世后不久，藏书陆续散出，他收藏过哪些书籍？现在我们只能从大梅山馆的藏书目录中窥见其大概。《大梅山馆藏书目》稿本二册，今藏浙江图书馆，题蛟川姚燮复庄编、每册铃“复庄”朱文方印，“复庄姚氏”白文方印，兰丝栏，半页十行，每行字数不等，书口下方刻“大梅山馆集”五字，行书，为作者手书誊清之本。书目无序跋，分十六卷，卷一经部，卷二至三史部，卷四至六子部，卷七至十一集部，卷十二至十三小说，卷十四三藏，卷十五道藏，卷十六古今杂剧。其中小说，杂剧单列于四部之外，这在以往藏书家书目中是罕见的。小说分集述，杂传、幽怪、果报、谐谑、论阐、清语、小品。杂剧分元人剧、明人剧、诸名家剧，传奇、编演、说唱、曲谱、散曲、杂腔、曲话、京都鼓词。书名下只记卷数或册数，不记版本，藏书数量未作统计。笔者数了一下，在三千种以上。仅卷十六古今杂剧就有四百余种。小说杂剧收藏之富，可说是大梅山馆藏书的一大特色。
宁波冯氏伏跗室亦藏《大梅山馆藏书目》初稿本二册，首册铃“某伯”朱文方印，“复庄姚氏”白文方印。与上述浙江图书馆藏本不同的是此本为朱丝栏，书口无“大梅山馆集”字样。姚燮手书并经多处圈改。书目分为尺犊书目诗文话类、类家、四明蛟川文献、释典、道藏，医学养生书，天文历算兵家类，太乙壬奇术数星卜阴阳之属，总集、别集、文集，共十一类，亦未统计，实著录八百五十八种。似缺经史二部，卷未又有数行被人裁割，当非足本。
大梅山馆书散，多归宁波蔡氏墨海楼。光绪八年（1882）王荣商在墨海楼见到大梅山馆藏书和书目，便深为感慨：“先生没后，书归墨海楼蔡氏，目亦随之以去，故镇海艺文志尽载先生之著作而书目独遗。壬午春，余于墨海楼见之，叹其聚之多而散之易也。”当时离姚燮去世还不到二十年。后来，墨海楼藏书又为李氏萓荫楼所得。今观《萓荫楼书目》、经冯贞群先生校注为大梅山馆旧藏的有：元刻本《乐府诗集》一百卷四十册，明刻本《周易传义大全》、《左氏兵法测要》、《律吕正声》、《南唐书》、《南宫疏略》、《雍大记》、《嘉靖宁波府志》、《诸子鸿藻》、《老子通》、《陈氏殊批楚辞》、《分金记》等一百十四部，抄本三十五部，清刻本三百余部。其中“大梅山馆旧藏小说、传奇、词曲百许种。”如今，宁波藏书旧家中，仍可见到钤有“大梅山馆藏印”朱文方印的图书。
随着藏书的散出，姚燮自著和选编的稿本也先后散佚。例如《今乐府选》原稿一百九十二册，光绪间曾归镇海小港李家，后复散佚，经浙江图书馆、天一阁、北京图书馆分头采访，尚缺二十四册。姚燮著述至今末刊而见传本者，除前述《今乐府选》和《大梅山馆藏书目》外，尚有数种，记之于后。
《词学标准》不分卷，旧藏冯氏伏跗室，冯贞群题记称《玉邃楼词学标准》、“此其少年学倚声时采掇成帙者。”咸丰十一年，姚燮稍加删节，重录一册，手稿本，今藏浙江图书馆。
《苦海航》一卷，有“沁园春”词一百另八首、卷首姚燮自序：“复道人尝为狭邪游，今行年将五十……”今存抄木，藏苏州大学图书馆。
《梅心雪传奇》据诸暨县志等记载为八卷，浙江图书馆藏稿本一册，张宗样据此抄录一册题跋云：“甲午春，冯孟颛兄见赠”可知稿本旧藏伏跗室。存仙因、酌春、雪怨、掉扇、望吴、却画、信许、口口、亭讶、醉阴、留约、十一折，卷末缺损，故事内容未完。张宗样抄本今藏天一阁。
《洋烟（巧缺工右加攵）述》八卷，卷一恭述圣谕律宪，二述原委产制，三述夙习器具，四述中国市贩流弊，五述筹办查禁疏请事略，六述私议，七述诸家惩劝文辞，八述断引方药。手稿本一册，书口下刻“上湖草堂”四字，今藏天一阁。
《西沪掉歌》一卷，署大梅山民未定稿，作者注云：“咸丰十年庚申冬，余重客象山西沪，主沪上上氏翠竹轩二月余，选胜揽俗，询韬潜之乐士也，同人耸为掉歌之作，拉杂成辞以遣客，况采风多或有取焉/卷末题“庚申十一月廿五日复庄手录。”手稿本一册，今藏天一阁。
《香消酒醒曲》一卷，存第四页至卷未第十八页，在第五页上钤有“梅柏”朱文方印，楷书抄写，书口上题散曲，中题香消酒醒曲，下刻印“大梅山馆集”五字。囚首缺三页，未见作者署名，尚待进一步考证。稿本一册，今藏天一阁。
第二节 姚燮评点的内容分析
姚燮的《红楼梦》评点，主要集中在《读红楼梦纲领》和《增评补图大观琐录》（王希廉、姚燮评本），另外台北广文书局出版有《精批补图大某山民红楼梦评木》。《读红楼梦纲领》今存抄本，还有民国二十九年（1940）上海诸林书店排印本。排印本把书名改为《红楼梦类索》，前有魏友裴序，也有姚燮自序云：“咸丰十年庚申秋七月复翁手抄”。《红楼梦三家评本》主要有姚燮的回末总评，有不少内容和《读红楼梦纲领》文字雷同；《精批补图大某山民红楼梦评本》辑录了姚燮的大量眉批，这些眉批在《红楼梦》评点史上向来不受重视，其文学价值相当高。
在大陆我们所见的姚燮评点是没有单独的评点本的，因而他的评语都附在王希廉的评语上，和王希廉评语一起刊印的《增评补图大观琐录》（前身为《增评补图石头记》）上。该书在正文之前收录首《程伟元序》，次《护花主人批序》，次《太平闲人读法》（附补遗、订误）；次《护花主人总评》、《护花主人摘误》，《大某山民总评》、《明斋主人总评》、《或问》、《护花主人论赞》、《周绮题词》，《大观园影视十一咏》、《大观园图及图说》，《占释》，《目录》，《绣像》十九页，前图后赞。这部书有姚燮的圈点、重点、重圈、行间批及眉批，回末有他和王希廉的评，但是王希廉、张新之、姚燮的合评本只收录姚燮的总评和末评，并没有收录他的圈点、重点、行间批和眉批。
在这里有必要对《大某山民总评》进行一下辨析，《总评》有八十条，把这八十条和姜棋的《红楼梦诗》的旁批对照，就可以发现两者几乎完全相同，而且次序也相同。由于当时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有姜棋的诗与批，所以就在刊印的时候将他们与姚燮的批语一起署为“大某山民”。姚燮确实是将这些批语全部抄录过，这说明姚燮是赞赏这些批语的，而且会赞同这些批语以及批语的观点。
姜棋《红楼梦诗》共有二十组，各组包含十二首，总共一百四十四首，都是咏《红楼梦》中人物的。原载于《悼红吟草》抄本中，一粟《红楼梦卷》卷五收录了一些。姜棋的题红诗每首下有小字注，简略谈及情节，好像是作注脚。把姜棋的诗和姚燮《大某山民总评》进行比较的话，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姜棋第一首诗《荣庆十二梦·贾母》附批说：“第一会寻乐人，亦第一不明事人”，除了补充所咏的人物外只改了一个字。姜棋的第一首诗《南安太妃》附批说：“元妃之归，枕霞独不与，而自识南安太妃，故姜棋有诗云：憨云不预宫车会，独识南安老太妃。”姚燮在这里仅增加了两个字，还引用了姜棋的一联。
另有一例《大某山民总评》云：“木头无声，全凭橘树有刺”，而姜棋诗《嘉荫十二梦？绣橘》一诗有云：“佳人自是无声木，妙舌全凭碑灿花”。“木”指二木头迎春，绣橘是她的丫头。所以这些批语如果脱离了它所针对的对象一一姜棋的诗，理解起来就会觉得莫名其妙了。
由此见之，《大某山民总评》事实上是姚燮在阅读姜棋《红楼梦诗》与旁批之后，过录在《红楼梦》上的一些摘记，书坊在排印的时候没有加以甄别，一律冠之为“大某山民总评”是不正确的，至于姜棋诗旁批的作者，原来也没有署名，但是姚燮的《读红楼梦纲领》中《诸家撰述提要》说：
“《红楼梦诗》一卷，海上姜棋季南著，共计绝句一百四十四首，每人一首。词甚卑浅，不足讽也。其有旁批论断者，系兰卿氏笔，多有可采”。
“兰卿”是谁，到现在也很难搞清楚，据洪克夷《大某山民及其红楼梦》一文说，“兰卿”也许是姚燮的朋友王韬，王韬是长洲人，字紫锉，号仲强，晚年号大南（豚加辶）叟，在粤地做官，因为偏袒太平军而丢官，清同治年间，在上海格致书院做主讲，他的字号比较多，“兰卿”是他的字号之一。王韬的主要著述有《淞滨琐话》、《花国剧谈》等，体裁和传奇小说比较接近。王韬在咸丰初年和姚燮在上海结识，他的《弢园老民自传》和《瀛壖杂志》说他和姚燮“往还颇密”，洪克夷的这种推论是否正确，目前还难以确定。
除了姜棋的诗以及署名兰卿的附批外，剩下的就是姚燮所作了，不过数量很少，也很简略，很难看出姚燮的评红观点的。
一、姚燮评点的统计学特色
姚燮《读红楼梦纲领》，又名《红楼梦类索》，将小说中有关人、事分类摘录、编排，实际上是一部资料性的工具书，有些资料的编排和统计，的确为分析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忏玉楼丛书提要》上说：“山民评无甚精义，惟年月岁时考证蔡祥，山民殆谱录家也”。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说：“姚评则俨然一统计学家，标出了从主要人物出生时间到荣宁二府出纳的财数和婚丧所费银两等大量数字，为读者提供了阅读的方便”。姚燮在《读红楼梦纲领》的自序里，对这个问题有专门的说明，他说《红楼梦》一书，“经绪纷繁”，内容既丰富又复杂，一般读者往往“得此遣彼”，“不能辫其途”，因此他才把小说中的诸多复杂内容“分类搜辑之，为读者作南针之指，而以鄙视所获者附之”。
《读红楼梦纲领》全书分《人索》、《事索》和《余索》三种。《人索》中列举了小说人物的类型、地位、亲戚关系、性情容貌以及有关人物的统计数字等，他统计出王公侯伯九十四人，贾氏家族三十四人，贾氏亲戚十六人，门客七人，家人奴仆六十九人，杂流人物六十二人，贾氏内属二十三人，贾氏渊眷十八人，乳娘仆妇五十六人，妾裨八十三人，女伶十二人，女冠十一人，其他三十四人。书中总共有男子二百八十二人，女性二百三十七人，共五百一十九人，如果再加上仙幻人物十三人，总共五百三十二人。对于《红楼梦》具体的人物数量，清代为之进行统计的并不仅有姚燮一人，嘉庆年间诸联的《红楼评梦》统计说：“总该书中人数，除无姓名及古人不算外，共男子二百三十二人，女子一百八十九人，亦云伙矣。”诸联的统计总共有四百二十一人。道光二十四年（（1824），姜棋在《红楼梦诗》里的自序中说：“其于人焉，男子二百三十有五，女子二百十有三，亦云伙矣”，据姜棋的统计，实际上《红楼梦》的人物有四百四十八人，红学研究者大多采用这个说法。虽然清代学者对《红楼梦》人物统计很感兴趣，但是由于统计的标准各有不同，结果自然也大不相同，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如民国初年的《红楼梦人谱》说，小说收男子三百九十人，女子三百二十四人，加上书中涉及到的帝王、仙子、故事人物等二百六十二人，共计九百八十五人。山上海徐恭时按照两府本支、社会人物、警幻天上等十类进行统计：男四百九十五人，女四百八十人，两项共计九百七十五人心。其他尚有更多的统计数字，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事索》里主要记载着年代、都邑、宅第、器物、艺文等。从历史文献的角度辑录的这些材料，是相当有价值的。“器物”类里记有小说中出现的洋货，如金西洋自行船、波斯国玩器、俄罗斯雀金呢裘等；“艺文”类里有“方言谐谚”一项，从两个字到五十个字的都有，对语言文字研究者和民俗学研究者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戏剧”一项列出贾府演出的剧目，其中有些是属于罕见剧目；这些是我们研究语言史、戏剧史不可多得的文献材料。当代学者陈辽在姚燮统计的基础上，除了对人物进行统计之外，也对词汇、物品以及各种描写作了统计，最后得出的结果是：
俗语（包括歇后语）二百零七句，象声词八十一句，比较修辞一百九十三句。
服装一百一十三种，食品佳肴一百一十四种，树木花卉六十种，仙禽异鸟二十五种，药品九十五种，外国商品四十种。
哭的描写二百六十次（其中林黛玉的四十次），笑的描写一百七十三次（其中王熙凤的二十一次）。
《余索》中有“丛说”、“纠疑”、“诸家撰述提要”等项。“丛说”中举出小说人物的生日、死亡人物的不同情状、府中各人的月赞、府中出纳的钱财数量、园中的韵事等凡能够统计的都统计出来了。如他对小说中二十三个人物的生日统计，就省却了读者很多精力：“书中人物生日可证者：元春正月初一日，又为太祖冥寿；宝钗正月二十一日，薛姨妈在二三月间，日月无考；王夫人三月初一日；贾政三月初九日；王子腾夫人亦在三月间，其日无考；林黛玉二月十二日，与袭人同日生，宝玉、山由烟、宝琴、平儿、四儿五人同日生，大约在四月间；探春在三月初三日；薛蟠在五月初三日；巧姐在七月初七日；凤姐在九月初三日，与金钏同日生；贾敬在九月，王子腾在十一月底，其日均无考；贾母则在八月初三日也。”对于书中三十二个人物的死，也一一列了出来，如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病死、冯渊被打死、秦钟痨病死、鸳鸯自缢死、金钏投井死、司棋撞墙死、潘又安自刎死、香菱难产死等等，这些统计结果对一般读者理解《红楼梦》是有很大帮助的。
“纠疑”就是纠错，是姚燮对《红楼梦》细节中的一些毛病挑错，“暇尝涉览二十四史，其前后相矛盾者，不一而足，况空中结撰，无关典要之书耶！今条著其可疑者如左，非敢吹毛之求，亦以明读者之不可草草了事云尔。”姚燮的纠疑列出了二十一条毛病，如宝玉与黛玉的年纪、贾兰的年纪、元春与宝玉之间的年龄差距、元妃的卒年等。在具体细节上的毛病如“第十回东府菊花盛开，已交秋末时节，而云吃桃子，与理未合”，这些矛盾之处书中确实不少，也引起很多红学专家的思考。
而“诸家撰述提要”则是前人研究《红楼梦》成果的评述与辑要。有辑有评，相当于微型红学史。
由此可见，《读红楼梦纲领》的主要篇幅是资料辑录，这就形成了姚燮评点的统计学特征了。同时也可以看出，姚燮读书非常认真，他把《红楼梦》中所写的贾府日常经济状况、诸如金银的开支、主仆上下每月的费用以及房中丫鬟使役的数目等等一一作了详细统计。小说是文学作品，按理说没有必要作这些琐碎的证明，而且这种统计性的文字和分类也与文学批评无关，但是，姚燮的统计工作最终是为了证明贾府的穷奢极欲必将导致贾府的衰败，因此这种工作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他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一百多年前红学史上第一部《红楼梦》带有索引性质的书，虽然今大看来相当简陋，但是却是红学索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
二、《红楼梦》主题的虚幻性
对于《红楼梦》的主题，有人看作是“劝惩”、有人看作是“悟书”、姚燮用“世态之幻，无幻不搜”点出《红楼梦》主题的虚幻特征。
姚燮一生，也是兼修佛道之学的，一生也经历了怀才不遇、国难家亡之痛，这些阅历也加深了他世事难测、人生如梦的感受，《红楼梦》那人生空幻的沉重的感伤，无疑会唤起姚燮对佛道空幻意识的体认：
“读此书能时时将梦幻二字提醒，便不堕入魔障，一切有为相皆作如是观可也”。
“观大观无稽四字，可知此书乃空中结撰。”
“山名崖名峰名俱奇妙。”
“玉之所以名通灵也。”
“自去言托生贾府，自来言后皈依僧道二人仍还，幻境可大指此石言，可小指通灵玉言。”
“与后文灵物二字相对照。”
“顽石点头如是如是。”
“说得无凭无据之至，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为而为空空。”
“说有便有，说无便无，即《传灯录》所云：道如太虚，廓然虚豁，不可强是非。至云设言警世，足破万世庸愚见识。”（第九十八回回末评）
“是书欲唤醒世人，故作迷离幻渺之谈，然皆实情实理。河汉荒唐，何可掺入！托诸梦中，自无妨碍。起于梦，结于梦，不自知其梦也，觉而后知其梦也。”（第一百一十六回回末评）
姚燮认为《红楼梦》以“唤醒世人”为主题，所以以《好了歌》说破醒世的道理，“《好了歌》醒世最为晓畅。惜恒河沙中，绝少领悟人”。（第一回回末评）人生如梦，正如《好了歌》所阐明的那样，世人对功名、金钱、妻妾、儿孙等的追求，都是虚妄的，可是真正能够领悟的人又有多少呢？在第十六回的回末评中，姚燮说：“元春封妃，似乍入梦境；秦钟身故，似已到梦境。一热一悲，一热一冷，两两相形，无异邯郸一梦，足令读者悟盛即是衰、泰极必否之象，谓之小梦，谁曰不宜？”在《红楼梦》里，无论是像“元春封妃”这样的大热大喜还是“秦钟身故”这样的大冷大悲，在姚燮眼中都是人生如梦般的感受，多了层虚幻的感受。
三、《红楼梦》的情节结构
从《红楼梦》三家评里可以比较王希廉、张新之、姚燮对《红楼梦》结构的不同看法，王希廉认为《红楼梦》的基本结构是“段落”，并把这种段落按照情节的发展划分为大段落和小段落，层次比较分明；张新之也是非常了解《红楼梦》的复杂结构，他把《红楼梦》的通体大结构分为三大支，是按照人物的主副形势来划分的，没有层次上的分别；姚燮对《红楼梦》的结构是这样认识的：
“此回是大开，一百一十六回是大合。此回以前之四回是缘起，一百一十六回以后之四回是余波”。（第五回回末评）
姚燮认为从第一回到第四回是缘起，第五回是大开，第一百一十六回是大合，第一百一十七回到一百二十回是余波。他所说的“缘起”，事实上相当于“楔子”和“序幕”，因为第一回甄士隐的故事显示了传统文人的高洁品格，在书中具有一定的象征作用，也为后面贾宝玉出家作了一个铺垫；第一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在写作手法上是别具匠心的一节；第三回写宝玉、黛玉初会；第四回宝玉、黛玉、宝钗全部到齐，故事到这里才可以顺利地发展下去。至于“大开”的第五回通过曲、画、诗来预演小说人物的未来命运，并将大观园和太虚幻境相对照和影射，第五回在结构上的作用可以说是十分明显和突出的，姚燮用“大开”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的。到了一百一十六回，第五回所预演的人物命运也基本上都有了结局，姚燮在回后评中说：
“是书欲唤醒世人，故作迷离幻渺之谈，然皆实情实理。河汉荒唐，何可掺人，托诸梦中。自无妨碍起于梦，结于梦。不自知其梦也。觉而后知其梦也。”
第五回作为小说主要人物的履历及其关系总表，到了一百一十六回（是倒数第五回）《得通灵幻境悟仙缘，送慈枢故乡全孝道》，作者用同样的方式将结局收拢，由于这种结构性质，姚燮称之为“大合”，最后四回，只是为了让小说圆满结束，这就是所谓的“余波”，至此，整个《红楼梦》的通体大结构“缘起”、“大开”、“大合”、“余波”四大部分，前后合成一体，完整而和谐。
对于这种通体大结构，姚燮十分注意小说中的“前后照应”和“一气回环”：
“卷首甄士隐出家，卷末贾宝玉出家，却是全部书底面，盖前后照应”。（第一回回末评）
“甄士隐于草庵中一席话，奥理妙谛，吞吐隐约，结束全部大旨。末段即作自跋，与开卷一气回环”。（一百二十回回末评）
姚燮认为从甄士隐出家起，到贾宝玉出家终，全书一脉贯穿，前后照应，浑然一体。
四、人物评价与人物塑造手法
（一）人物评价
姚燮在《读红楼梦纲领》中注意到了《红楼梦》制题问题：“《红楼梦》之制题，如曰俊袭人，俏平儿，痴女儿（小红也），情哥哥（宝玉也），冷郎君（湘莲也），勇晴雯，敏探春，贤宝钗，慧紫鹃，慈姨妈，呆香菱，憨湘云，幽淑女（黛玉也），浪荡子（贾琏也），情小妹（尤三姐），苦尤娘（尤二姐），酸凤姐，痴丫头（傻大姐），懦小姐（迎春），苦绛珠（黛），病神瑛之类，皆能因事立宜，如锡美谥。”姚燮注意到曹雪芹在列《红楼梦》回目时，有意无意就对小说中的人物作出了评价，作为评点的重要内容之一，姚燮自然也会对《红楼梦》里的人物作出自己的独特评价，他是以观感的形式来对小说中的人物作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1、 姚燮有较强的女性崇拜的倾向
曹雪芹有强烈的女性崇拜倾向，在小说中这个倾向表现得一览无余，所以曹雪芹才在小说中塑造出大量优秀得女性形象，作为评点者的姚燮，也对小说中的女性的良好气质以及出众的才华推崇备至。即使是那些看起来不是那么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女性也得到了姚燮的极力赞美。
薛宝琴是薛蝌的妹妹，梅翰林的妻子。这是一个在小说中出场相当晚的女性，但是她一出场就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她不仅漂亮，而且知识渊博，和大观园的姐妹们作起诗来，也往往有超出别人一头的感觉。她年纪轻轻，却见多识广，显得和大观园中的女孩子截然不同。姚燮对她的评价是：
“宝琴一女子，足迹半天下，所过名山大川遗踪胜迹，皆足广见其闻，拓其怀抱。于是，矢为呕吟，供人讽咏，而悬弧有志者，反株守里闾，悲夫”。（五十一回回末评）
对于探春，姚燮评价更高：
“贾氏四春，惟三姑娘最为锐利，而结果独好，可知懦弱人皇天久不眷佑矣”。（一百一十九回回末评）
“探春于议事厅上侃侃而谈，既无畏缩，裙钗中具此隽异，不枉称玫瑰花儿”。（第五十五回回末评）
在小说文本第五十五回中，探春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我乱说的……”姚燮行间批道：“屈抑奇才”。眉批中写道：“探姑娘颇自命不凡，吾亦惜其为女子也。”“其疾如风，其快如锋，理明词达，正不是凤姐一味恃才，以辫取胜也”。“作者著此一段，见探春才具，同于凤姐。而人不衡恨者，以其公正也”。探春是贾府最具政治家风度的人，在代理王熙凤理家过程中，显示出兴利除弊的精明才智和杀罚决断的大丈大风度，正如王熙凤说的，探春比她知书识字，更厉害一层。因此探春又是贾府最具经济才能的人，目光敏锐，洞察未来。姚燮推崇她的才能，而反感像惜春那样懦弱无能的人，探春能够蔑视封建礼教对女性地位的轻视，拒绝命运对她的安排，使姚燮对她赞美有加，称赞她“不枉称玫瑰花儿”。姚燮的人生态度是积极向上的，所以他也欣赏探春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薛宝钗身上的温柔敦厚，一直是封建社会所崇尚的美德，但是《红楼梦》里有一个比较另类的女性，她就是尤三姐，这个丫头为人轻狂豪爽，有男性的刚烈之气，贾珍、贾蓉等浮浪子弟都想占她的便宜，但尤三姐洞若观火，玩弄他们于掌股之上，内心里是非常瞧不起他们，高兴时拿他们嘲笑取乐，一不高兴就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最后二人是欲近不能，欲舍不忍。对于尤三姐这个行动，姚燮评价甚高：
“尤三姐倾倒而言，旁若无人。其激昂慷慨之气魄，为大观园中所无。脱令今有其人，欲我旦暮遇之，倒地拜之”。（第六十五回回末评）
对“激昂慷慨之气魄”能够“旦暮遇之，倒地拜之”，这种评价在姚燮的人物评价中非常罕见。
尤三姐刚烈的个性在这第六十五回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特别是当小说写道：“三姐儿听了这话就跳起来站在炕上，指着贾琏冷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马吊嘴的，咱们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提着影人子上场儿，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这一大段描写，姚燮眉批写到：
“说得恶妙尖刺”。
“三姐安能事卖娟牙郎，既目张胆绝，不嗫需（左有口字部）作态，如哀梨弃剪，爽快无伦，令躁者遍体清凉”。
“如单骑入万人阵，左冲右突，四面俱催”。
“但闻纸上有火辣辣声，可以己疟，可以愈风”。
“不图渔阳三才过后，复听此鼓褪声”。
“何止蝼蚁视琏、珍哥儿同听者”。
“自从听鸳鸯姑娘发论之后，又是一篇痛快文章，可浮十大白”。
“三姐是水浒中之武行者”。
“三姐之妙，真妙到天仙化人地步矣”。
“偏要写的十分妖艳，非写三姐之一身，乃写珍、琏二人之四只眼也”。
“兄弟二人此时已坠入苦海中，既不得生，又不得死，忽浮忽沉，哪里讨一支救生船来”。
“脂粉中有此生辣气，素未闻”。
“真妙到无可言喻”。
“一段奇情异彩之文，收杀的无影无踪”。
在这里，姚燮将这些情节加入单骑入阵、鼓槌声、疟风等与众不同的内容。把尤三姐比喻成武行者、天仙，一会妖艳，一会生辣，真正是妙到不可言的地步，把贾珍、贾琏看作成蝼蚁，两相比较，一搞一低，难怪姚燮要“倒地拜之”了。尤三姐在那个时代不仅是一个清醒的女性，更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女性，尽管她最终的结局是“揉尽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但是这种抗争的悲剧性意义，是永远值得人们深思的。
2、 赞赏人物身上的博爱精神
都知道贾宝玉是情种，但贾宝玉绝对不是唐璜那样的情种，贾宝玉的“情种”性格表现为一种精神境界，那就是“博爱”，这种博爱又不是那种纯粹的异性之爱，而是对周围有种种苦难、不幸的人给予深刻的同情和爱怜，如同鲁迅所说的，贾宝玉是“爱博而心劳”。
贾宝玉的博爱主要表现在他对大观园里地位较为低下的丫鬓们的同情和爱护上，这种纯洁而温柔体贴的心，常常不被人理解，经常被人成为“痴呆”，姚燮就不喜欢这样称呼宝玉：“宝玉心地明朗，而众人反以为‘痴呆’。如此‘痴呆’，世不多得。”（第七十一回回末评）姚燮看到了贾宝玉的这种“痴呆”其实是一种博爱精神，是一种对人和人性的一种尊重。
贾宝玉的博爱精神主要表现在一些细节上，如对王熙凤的丫鬟平儿，她时常处在贾琏和王熙凤之间的争斗中，经常无缘无故的挨骂和殴打，第四十四回，平儿被冤枉和殴打，贾宝玉把她带到怡红院，亲切安慰她：“好姐姐，别伤心”，并且照料平儿梳洗、换衣、搽脂粉，还特地剪了个秋蕙戴到平儿头上，贾宝玉的柔情与细心，姚燮是非常赞赏的，他对此评论道：
“贾氏虐碑，相习成风。手嘴被戳，吁天无辜，不料凤姐头上之簪，晴雯枕边之一大青，皆是香闺刑具。宝玉服侍委曲人，色色周匝。厥后以并蒂兰替她簪鬓，则一片光明无障无碍”。（第四十四回回末评）
第十七回，芳官被晴雯欺负，宝玉也挺身而出保护她，姚燮认为贾宝玉这种保护弱者的本能是“护花鸟转世”，“宝玉以芳官年小，不可被大的欺负，袒庇私情，亦征公道。我仪图之，定为护花鸟转世”。这种对弱小女性的保护，不仅是“征公道”，而且成了“护花鸟转世”，评价可谓高矣。这种护花鸟精神在第三十回“龄官画蔷”一节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宝玉看龄官画蔷看痴了，雨下大了，自己感觉不到，反倒是替雨中的龄官着想，怕她被雨淋着了。对这个细节，姚燮说道：“身在雨中嘱人避雨，出神之候每有此事，咤为呆者其人始是呆矣”。这种“呆”，真正是贾宝玉爱心或博爱精神的体现。这种博爱甚至可以说是人性解放或人权平等思想的表现，这也正是姚燮比较感兴趣的地方。
3、 鞭挞心地歹毒、人品低下的人
姚燮为人人品端正，思想正统，所以非常反感那些人品低下而且有心地歹毒的人。在《红楼梦》里，这种类型的人都是他批判的对象。姚燮对袭人的批判火力最猛。
在小说中袭人是作为晴雯的对立而出现的，有所谓的晴雯是黛玉的影子，袭人是宝钗的影子之说。但晴雯丝毫没有那样的奴颜和媚骨，袭人奴性十足。姚燮对袭人的奴性是这样分析的：
“袭人兰形棘心，能使王夫人念念不忘。其固宠牢荣之术，如肯传示，必有拜门墙者”。（第一百零二回回末评）
“袭人又要编派人为孤媚子，又要讥弹别个，真是好再蘸货”。（第一百一十八回回末评）
“兰形棘心”最能概括袭人表里不一的特征，外表平和、内藏荆棘，在贾宝玉的情感生活上，袭人一直扮的是一个不是很光彩的角色。他是最清楚宝玉和黛玉之间的感情的，因为她是宝玉的贴身丫鬟，可是她竟然把宝玉和黛玉夏天互相倾诉衷肠的事情全部汇报给了贾母和王大人，并提醒她们尽早想个万全之策，在袭人的挑唆下，掉包计最终出笼了，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黛玉之死。袭人的这种行径，在姚燮看来是过于歹毒了些：
“宝、黛心事，袭人该早在老太太、太太面前，将二人光景，告秉明白，或上头终于不从，便与你无涉矣。今已定准宝钗，始作此转喜为悲之想。向王夫人只谋瞒过一策，其居心尚可问乎？吾谓死黛玉者袭人首罪，不独贾母死之也”。（第九十六回回末评）
此外，姚燮还评论了袭人出嫁之事：
“作者极力写袭人痛哭发晕，正深无其水性杨花，讨好巴结，搬唆他人为孤媚子，自己再嫁小旦也”。（一百一十九回回末评）
“袭人既欲轻生，何需择地。已不自愿，何暇顾人？依据以维，必无良策。雪芹曲传无可如何之情曰：只得忍住。殆罪疑惟轻云尔，余亦难信另抱琵琶，渠无此意也”。
“‘袭人自是可儿，色色都佳，惟暗置晴雯、黛玉致死，乃其大罪。若再蘸则出于不得已。头宗身未分明，二宗王夫人主意，三宗薛氏母女皆劝，要亦可原。近如坊本批评，痛加谯垢，不留余地，只觉无谓。’此闲斋评曰，吾嫌其多卫护处。……此书中人凡薄命结局处，异样俱全；其背恩再嫁者，惟花袭人一人耳。”（第一百二十回回末评）
这里而反应出闲斋评认为袭人再嫁与“暗置晴雯、黛玉致死”相比还算有可以为之辨白处，袭人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又加上别人的劝婚，是不得已而再婚的，所以反对有些评论者对再嫁的问题“痛加谯垢，不留余地”。但是，姚燮却不以为然，认为袭人偷生再蘸是忘恩背德德行为，而且在结婚之前的种种心理有自相矛盾之处，所以姚燮批判袭人“水性杨花”。他为此比较了袭人和紫鹃两人不同的人生选择：
“袭人与紫鹃，皆出自太君房中，一与宝玉，一与黛玉，追至宝玉僧，黛玉死，而袭人嫁与蒋玉茜为妻，紫鹃从惜春逃佛，孰是孰非，知者辫之”。（《读红楼梦纲领》）
袭人似乎是太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但是通过与紫鹃的对比，就可以看出袭人的虚伪。这种以春秋之笔寓褒贬的传统说法，是姚燮表达感情和认识的一种重要方法。
（二）人物塑造手法
姚燮对《红楼梦》人物塑造手法的探讨和王希廉、张新之不是很一样的，姚燮更加注重从细微处进行体验，在一些不是很被别人重视的地方来点析《红楼梦》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一如他对小说进行细致的统计一样。
1、 注重对人物独特个性的揭示
几乎所有的评点家都注重所评对象中的人物形象的个性，虽然典型形象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但是读者或评点者更重视的是人物的个性。个性对人物形象来说，就是一个人独特的性格特征。在现时生活中，只有个性相近的人，而没有绝对相同的人。姚燮在对《红楼梦》评点中就对对人物的这种个性特征的描写表达过这样的看法：
“描写晴、麝二人，铮铮辨论，不但不听见者想所不到，即听见者亦笔所难达。何物雪芹，具此狡猾？”（第五十二回回末评）
姚燮所说的“不但不听见者想所不到，即听见者亦笔所难达”，是说曹雪芹笔下的晴雯、麝月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人物，不仅有其独特的个性、同时也是比较难以塑造的人物，正是由于她们是“想所不到”、“笔所难达”的人物，所以才是新鲜独特的人物形象，姚燮是非常欣赏作者这种写法的。
在《读红楼梦纲领》里，姚燮对《红楼梦》里的男人进行了一番个性上的不同比较，这种比较还是相当有意思的：
“赦老纯乎官派气，政老纯乎书腐气，珍儿纯乎财主气，琏儿纯乎荡子气，蓉儿纯乎油头气，宝玉纯乎傻子气，环儿纯乎村俗气，我唯取兰哥一人”。（《读红楼梦纲领》）
把贾府里男人的气质和性情分为“官排气”、“书腐气”、“财主气”、“荡子气”、“油头气”、“傻子气”、“村俗气”等不同的方面，充分表现了这些不同人物的个性气质。
2、 用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
《红楼梦》里有不少心理描写相当细腻，因为大观园里的少女们的心理发展变化是相当难以捕捉的，如何把她们微妙的心理状态表现出来，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姚燮抓住曹雪芹描写人物心态的特征，就是从人物的语言感受入手，言为心声，当一个人话中有话的时候，揣摩其语言就可以感受其弦外之音及其心理变化，在《红楼梦》二十八回中有一大段描写，表现了曹雪芹高度的艺术描写技巧，前而的情节大致是这样的，贾母的丫鬟喊宝玉、黛玉去吃饭，黛玉去了，宝玉要跟他母亲王大人一起吃，没有去，小说接着这样写道：
“宝钗因笑道：‘你正经去罢。吃不吃，陪着林妹妹走一趟，他心理打紧的不自在呢’。宝玉道：‘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一时吃过饭。宝玉一则怕贾母记挂着，二则也记挂着黛玉。……说着，便至贾母这边，只见都已吃完了饭。宝玉走进来，笑道：‘哦，这是做什么呢？才吃了饭，这么空着头，一会子，又头疼了’。黛玉并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个丫头说道：‘那块绸子角儿，还不好呢。再熨他一熨’。黛玉便把剪子一撂，说道：‘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宝玉听了，自是纳闷。只见宝钗‘探春等也来了，和贾母说了一会子话。宝钗也进来，问：‘林妹妹做什么呢？’因见黛玉剪裁，笑道：‘越发能干了。连裁剪都会了。’黛玉笑道：‘这也不过是撒谎哄人罢了。’宝钗笑道：‘我告诉你一个笑话儿。刚才我说了个不知道，宝兄弟心理不受用了。’黛玉道：‘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宝玉向宝钗道：‘老太太要抹骨牌去，正没人，你抹骨牌去罢1。”
姚燮对这一段感受很细，评价也很精彩：
“宝玉说过‘一会子就好’，是在宝钗面前聊作应酬语。而黛玉如何忍得，故一则曰：‘过一会子就好’，再者曰‘过一会子就好’者无可支吾，只得纳闷陪笑耳。放翁云：‘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一联殆为写照。”（第二十八回回末评）
姚燮所抓住的这句话“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在这段描写里一共出现了三次，如果在阅读的时候没有细心体会，就很难了解和把握这两个人微妙的内心世界和弦外之音。第一次说“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是宝玉对宝钗说的，只是为了应付宝钗，掩饰他对黛玉不自在的记挂。因此一吃完饭就赶紧往贾母那里跑，宝玉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话黛玉早听到了，原来是黛玉虽然先出了门，却故意在门口等了一会，本来想等宝玉一起去贾母那里吃饭，没想到却听见宝玉这句话，就生着气走了；第一次说这句话是黛玉说给帮她裁剪的丫鬟们说的，实际上是说给宝玉听的，用宝玉的话来气宝玉；第三次说，表而上是说给宝玉听的，实际上是说给宝钗听的。因为刚才为了那个药，宝玉撒谎哄人，因此黛玉借宝钗“能干”的话作为由头来讽刺宝玉、宝钗“这也不过是撒谎哄人罢了”。宝钗在宝玉跟前说黛玉“心理打紧的不自在”，可是见了黛玉却说“宝兄弟心理不受用了”。这种几面讨好的把戏黛玉当然是一眼就能看透的，所以才说“撒谎哄人罢了”。就故意说一句“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名里讽刺宝玉，实际上讽刺宝钗。从表而上看，三次重复完全一样，但是由于每一次说话的对象都不一样，所以其表达的感情也是大不相同的，它细致而又多层次地表达了人物内心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这种重复，不仅不让人感到厌倦乏味，相反却新颖别致，韵尾悠长。
3、 用细节描写展现人物性格
细节是艺术生命的细胞，小说描写尤其如此，如果没有细节描写，就缺少真实的生活质感，《红楼梦》大量的生活细节的描写使小说，不仅使小说增加了艺术魅力，同时也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突出。姚燮在第六十五回回后评中说：
“贾琏娶尤二姐一节，或云其所有体己，当在凤姐处，如何听其搬出来，我谓贾琏之体己，并凤姐有所不知者，于何知之？于凤姐之体己，如馒头庵之三千两，贾琏不知也。凤姐于贾琏如此，贾琏于凤姐可知。况平日打饥荒时，夫妇间之你推我推，非一端那。今举而与尤二姐收之，而凤姐真一笔钩倒矣。”
姚燮这种分析是很有眼光的，值得人去琢磨、思考贾琏这种行为的背后原因。贾琏之所以在偷娶尤二姐之后，将家中所有体己一并交与尤二姐保管，并将凤姐之为人全部告诉尤二姐，而且许诺一旦凤姐死，就迎娶她。由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来，贾琏虽是个浪荡子，但是这个时候对尤二姐是相当真心的，而他和凤姐之间的大妻关系，其实是同床异梦，由于凤姐精于算计，贾琏不得不自己私下里积攒点体己，而且偷娶之后，马上搬到尤二姐那里，他是把尤二姐当作自己的终身依靠了，返观他和凤姐之间的大妻关系，就能理解贾琏的以上行为了。所以这样的小细节同时反应了几个人的性格特征和情感经历，是小说中比较出色也是比较令人感兴趣的地方。
第三节 姚燮评点的评价与影响
姚燮的评点出来以后，对《红楼梦》的传播影响很大，他和王希廉合评的本子无论是叫《增评补图石头记》还是叫《增评补图大观琐录》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王希廉、张新之、姚燮三家合评本在清代后期独占鳌头，被书商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版。
但是，客观说起来，红学史对姚燮的评价不是很公平也小是很到位，不少人对姚燮的评价都不是很高，如前而提到的吴克岐《忏玉楼丛书提要》上说：“山民评无甚精义，惟年月岁时考证綦祥，山民殆谱录家也”。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说：“姚评则俨然一统计学家，标出了从主要人物出生时间到荣宁二府出纳的财数和婚丧所费银两等大量数字，为读者提供了阅读的方便”。这些评价无疑是贬低了姚燮《红楼梦》评点的艺术价值，也没有真正把握姚燮评点的深邃内涵。
另外，苗怀明考证出，姚燮的批语被刘履芬在批点《红楼梦》时直接引用了五百三十条左右，刘履芬的批语总共不过九百余条，除了引用姚燮的五百三十余条外，还引用了王希廉的批语约一百五十多条，除去这些，真正属于刘履芬的批语只不过六七十条。曹立波又在其著作《东观阁本研究》中考证姚燮的批语，包括眉批、夹批甚至是回后评，大量引用了东观阁本的评语，据作者列表统计，东观阁批语总共2387条，姚燮引用了2182条，几乎占了东观阁本批语的百分之九十，如果从《增评补图石头记》中姚燮的批语和东观阁评本直接对照起来看，这个结论也是有道理的，甚至是站得住脚的，但是从姚燮的艺术成就上看或从他的人品上看，姚燮这样作个文抄公似乎不是他的风格，那么这个事情究竟该怎么理解呢？这个现象该怎么解释呢？前而我们提到的姜棋的诗及附批被后来的书商当作是姚燮的作品就给我们一种启示：所谓姚燮的引用（或抄袭）也是后人的误会。因为在《读红楼梦纲领》里姚燮就明明白白说明了姜棋的诗与附批，可书商还是依然这么命名，其实这事与姚燮并没有关系，而且姚燮在文本正文里的评点中还经常提到“旧本评曰”，这个“旧本评”就是东观阁批本，可见姚燮并非有意要霸占东观阁批语的意图。这里只能这样解释：姚燮和王希廉一样，主要精力放在回评上，极少写眉批或夹批，姚燮在写作过程中将自己的某些随感批在东观阁本上，而他的批语也是写在东观阁本上，这个本子属于姚燮的工作本，等到后来的人辑录姚燮的批语时就将东观阁批语一起辑录进去，在排版上一律署成大某山民评，这就是曹立波在对照批语时发现的这种怪现象：直接抄录百分之九十的现象。这种现象姜棋诗与附批一样被误会，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
第十章 陈其泰《同花凤阁评红楼梦》
第一节 陈其泰生平与著述
陈其泰，生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卒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享年六十五岁。字静卿，号琴斋，别号桐花凤阁主人。
陈其泰祖籍浙江海宁，据《海宁州志稿》记载：“海宁州人，寄籍海盐”。所以《海盐县志》、《长兴县志》、《云和县志》、《两浙牺轩叙录》都说：“海盐人。”陈其泰的陈谅，《海宁渤海陈氏宗谱》（第六次修订在民国时期）称为东园公，居海宁东县长平乡，八世祖陈元成居县城，十世祖一支迁居海盐，传至陈其泰为十六世，陈其泰子、孙、曾孙等都居住在海盐。
陈其泰出身于海宁名门望族，他的七世祖国各地陈与相是明代贵州布政史司左参政，清代累赠光禄大大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九世祖陈之遴为清朝少保内宏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海宁渤海陈氏宗谱》上说，康熙“甚器重公，六年而登宰辅”。十世祖陈元龙，名气最大，做官做到“予告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管理礼部事务”，可谓权倾一时，但是最知名的事件是，民间传说乾隆是他的儿子，金庸武侠小说就附会了这个故事。浙江海宁陈家大院门上挂着“相国门第。渤海家声”的对联。社会上流传着很多很多关于陈家的传说。
陈其泰，年青的时候就很有才华，据传他“九岁能文”（《海宁渤海陈氏宗谱》），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当他十六岁时就开始读《红楼梦》，道光四年（1824年），二十五岁时撰写了《唱梦文》。据《海宁渤海陈氏宗谱》称：“天资高敏，文笔雄健，势若建板，不可遏止。诗古文辞，无所不长。剧谈时事，议论风生。经济文章，渊源有自。岁科试屡冠军，食饩。”在道光十九年，当他四十岁时，中了第三名举人，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三年，陈其泰做了浙江巡抚刘韵珂的抚院记室，后延入幕府，深受器重。
道光二十二年，陈其泰四十三岁，这年，涂瀛（字铁纶，号香雨，一号读花人）所著的《红楼梦论赞》养馀精舍本刊行，从《桐花凤阁评红楼梦》第一回总评中引《红楼梦论赞》中的一段文字，可以判断，陈其泰评《红楼梦》是自看了涂瀛的《红楼梦论赞》后开始的。这一年，距陈其泰初读《红楼梦》已经二十六年了，他所写的《（弓中间一竖）梦文》也已经十五年了。以后二十年，他做了不同的官职。同治元年（1862年），他随福建巡抚徐宗干到福建，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陈其泰六十五岁时，在七月十五日病逝于福建抚院。
陈其泰是一个有很深厚文化素养的人，他也做过文化和教育方而的官员，擅长诗词，他的著作主要有《行素斋诗文集》、《行素斋子史削记》、《琴斋随笔》等数十卷，但这些都没有刊刻，后来毁于战火。另有《春熙书屋诗文钞》、《桐花凤阁诗文稿》、《鸿雪祠》（《海宁州志稿·艺文志为》）及《宫闹百咏》等。一粟《红楼梦书录》记有：“《宫闹百泳》有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刊本”。
由陈其泰的《（弓中间一竖）梦文》我们了解到，他十七岁开始读《红楼梦》、二十五写《（弓中间一竖）梦文》、准备评点直到道光二十三年，他四十三岁的时候，写完手稿，前后也将近二十多年，山于陈其泰评点是手写本，也一直没有刊行，所以知道的极少，解盦（an）居士的《悟石轩石头记集评》曾经注录这本评点：“海宁陈琴斋，学博；其泰，号桐花凤阁主人，有评全书抄本。谓金锁为宝钗伪造，自诩独具慧眼。第金玉姻缘之说，幻境曲中谱之，怡红梦中斥之。正见其以金刻本也。其丸药名冷香，取与热毒相对，独非伪造乎哉！”
另外，吴克歧《忏玉楼丛书提要·卷一》也有记载：“《桐花凤阁评红楼梦十二卷》，海宁陈其泰著，其泰，字琴斋，别号桐花凤阁主人，清道光己亥举人，官教谕，酷嗜《红楼梦》，谓金锁为宝钗伪造，本此意以评全书。未及付梓而股。民国二年，赣宁乱定，棣孙族叔返江宁於旧书肆中购得藤花榭本有墨禄斋主人手钞斯评，麦借录一通，分为十二卷，题曰《桐花凤阁红楼梦评》。夫衡芜谋夺潇湘之婚，所谓莽、操之心，路人皆知矣。若必谓伪造金锁以遂私愿，不免胶柱鼓瑟之见也”。
一粟编《红楼梦书录》云：“《桐花凤阁评红楼梦》，陈其泰评。墨录斋抄本，未见。”词条信息应该来自于吴克歧《忏玉楼丛书提要》、而据刘操南说，他所辑录的《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既不是抄本，也不是过录本，而是陈其泰的手稿本，现藏杭州图书馆，他在1977年冬开始入馆辑录，历时3个月，整理了二十万字。
第二节 陈其泰评点的内容分析
陈其泰的眉批、夹批、总评等都是写在活字本上的，就其一百二十回的体制上看，是属于程本系统，经刘操南对照程甲本、程乙本和陈其泰所批点的本子，发现陈评本和程乙本完全相同，所以刘操南认为一粟《红楼梦书录》记载有误。陈其泰在他的《跋》中也说：“曾见朱鲁臣别驾一部，是初印精本，胜于余所藏”。他所见的“初印精本”实际上就是程甲本，因为程甲本在印刷和包装上都优于程乙本，而陈其泰说自己的本子不如“初印精本”，也就是不如程甲本，这个看法也是正确的。程乙本对程甲本作了比较大的改动，程甲本1571页被改动了1515页，程乙本比程甲本增删字数达21506字，其中前八十回就增删了15537字，这样就使程乙本离曹雪芹原著距离更远了，陈其泰谈到这两个本子，看来他是有所比较、甄别的。
陈其泰的评点主要分四个方而：一、回目修改；一、眉批；三、行间批；四、总评。
在回目修改这方而，陈其泰拟修改和评论的回目有二十九个，以第一回回目的修改为例，陈其泰在“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的“怀”字旁侧写下了“咏、歌、兆”三个字，在行间批中说：“甄家大丫头不得称闺秀”。回目上眉批说：“怀字无着，其于甄碑，乃闲情偶寄也。诗中暗林薛之名，故易兆字”。早在陈其泰之前，范楷《苔溪渔隐评健〈红楼梦〉》也在回目中有拟改。范楷在其卷一中说：“怀闺秀，似有姻缘之事矣。甄家大丫头，不堪此二字，况是余文，岂得为题首标目乎？故易之”。因而，范楷就将“风尘怀闺秀”改为“闲中论废兴”，范楷是浙江湖州南浔人，与陈其泰同属嘉兴府，陈其泰是否受范楷的影响而改回目，目前还很难断定。不过，从陈其泰想拟改的二十九个回目里可以看出，陈其泰有些拟改还是很有道理的，如第三回说“父在不得称孤”就很有道理，但是整个拟改也不见得就比曹雪芹原著的回目好，所以人们还是更欣赏原著的回目，很少有人愿意接受陈其泰所拟改的回目的。
在《红楼梦》诸家评点中，陈其泰的评点是最有特色最有价值的，其眼光之独到超越了他的同时代人，甚至超越了脂砚斋。
一、涂瀛对陈其泰评点的影响
涂瀛对《红楼梦》评点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王希廉和陈其泰这两个人身上。对王希廉的影响不是很大，除了在卷首列了涂瀛的一些评赞，正文评点很少见到涂瀛的影响。但是涂瀛对陈其泰的影响就相当大了。陈其泰在评点中经常引用涂瀛的《红楼梦论赞》、文中经常出现“涂铁纶日”字样。那么涂瀛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的《红楼梦论赞》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涂瀛，字铁纶，号香雨，又号读花人，是广西桂林人，活动于道光年间。他曾经手批《石头记》未果，据说在病逝之日，还亲手书写了“遗恨红楼”四字匾额。他的《红楼梦赞》包括“红楼梦论”，“红楼梦赞”以及“红楼梦论后”一则，其中人物赞74则，另有《红楼梦问答》一篇，“赞”是一种文体，主要是用来评论人物，因此《红楼梦赞》就是红楼人物论，七十四赞就评价了七十四个人物，这是受史书赞体影响的缘故。涂瀛的思想，影响了陈其泰的评点，所以在评点《红楼梦》时就经常引用涂瀛的“论赞”。
涂瀛的主要评红观点体现在“红楼梦论”里：
“世俗之见，往往以经济文章为真宝玉，而以风花雪月为假宝玉，岂知经济文章，不本于性情，由此便生出许多不可问不可耐之事，转不若风花雪月，任其本色，犹得保其不凋不凿之天。然此风花雪月之情，可为知者道，难于俗人言，故不得不仍世俗之见，而以经济文章属之真，以风花雪月属之假”。
涂瀛是崇尚真性情，认为文学也应该表现这种真性情，那些世俗经济文章不是真性情，并且是扼杀真性情的，这种观点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基本一致的，他将自己的看法推广到《红楼梦》的创作意图：
“意其初必有一人如甄宝玉者，与宝玉缔交，其性情嗜好大抵相同，而其后为经济文章所染，将本来面目一朝改尽，做出许多不可问不可耐之事，而世且艳之羡之；其为风花雪月者乃时时为人指摘，用为口实。贾宝玉伤之，故将真事隐去，借假语村言演出此书，为自己解嘲，而亦兼哭其友也。……作书之意，断可识己。而世人乃谓讥宝玉而作。夫宝玉在所讥矣，而乃费如许狮子博象力，为斯人撰一开天辟地绝无仅有之人，是讥之实以寿之也，其孰不求讥于乎？吾以知《红楼梦》之作，宝玉自况也。”
涂瀛的这个观点很独特，在清代的《红楼梦》研究者中是很少见的，在他看来《红楼梦》写作的主旨是伤感于真情不被世人所知不被世人理解，伤感于这种风花雪月之真情被世俗所污染，这就回到传统的“发愤著书”说上去了，他与他同时代或稍前一点的人相比，涂瀛并不去挖掘家族盛衰的原因，也没有去挖掘其中的政治因素，而是把“真情”摆到一个文学和美学的高度，他提出一个很特别的说法，说《红楼梦》是贾宝玉的“自况”，这个“自况”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自传说”，包括脂砚斋就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但是，这个“自况说”和脂砚斋的“自传说”完全不同，因为涂瀛并没有研究贾宝玉和作者曹雪芹的生活、性格有多少交叉之处，他不是将文学和历史放在一起去机械地比附，而是沿着明后期的“真情”说之路一直走下去。这个“说真情”与“自况说”深深地影响了陈其泰，他在第一回回末评中全文引用了涂瀛的“红楼梦论”，可见陈其泰几乎是全部接受了涂瀛“红楼梦论”的观点，因此在第一百零四回回末评中，他也像涂瀛一样分析曹雪芹的创作意图：
“屈子作《离骚》，太史公作《史记》，皆有所大不得已于中者，故发愤而著书也。夫得一知己，死不可恨。黛玉而得宝玉，诚可知己矣。虽死又何恨焉。独宝玉遇知己之人，而不能大白其知己之心，又不幸而竟为不知己之事，卒欲向知己者一诉之，而不可得。呜呼，恨何如也。仅有一人知己，而间其知己者不一人。人人不知己，而蛊惑之，束缚之，必使之贰于不知己之人而后已。而我之知己，则已死矣。我之所以报知己者，非惟不能大白于知己之前，并无以白之人，人白之天下后世也。于是不得不作书以白之。吾不知作者有何感愤抑郁之苦心，乃有此悲痛淋漓之一书也。夫岂可以寻常儿女子之情视之也哉。”。
这种阐释，比起涂瀛的“自况说”，明显是深刻多了，他分析这种感情的表现是由于心中的那份不得已的感情，发愤著书不仅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更主要的是表达了一种超越寻常世俗的儿女真情，这种真情真的能够达到那种感大动地的地步。
陈其泰的“真情”说是来自于涂瀛的思想，这种思想可以说陈评贯穿始终的一种思想，不仅是这种指导性的思想影响了陈其泰的评点，就是对小说中人物的品评也是受到了涂瀛极深的影响。涂瀛贬薛尊林，陈其泰也是接受了这个观点认为薛宝钗的金锁是伪造的，金玉姻缘之说纯粹是薛宝钗的伪造。至于其他方而的影响，在后而的分析中也会涉及到。
陈其泰崇尚“真性情”反对“假道学”，这不仅仅是受涂瀛影响，他还间接受到李赞、汤显祖等人思想倾向的影响。由于陈其泰的评点没有涉及当时的一些政治内容，所以他较多的笔墨却涉及到更广的文化内容，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仕途经济和一些假道学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在第六十四回的眉批中，他评价薛宝钗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论调时说：“假道学，是宝钗一生欺人处。”第九回，贾宝玉不屑于科举功名，陈评说：“但以此进身用世，不过功名利禄之事，毫无大人天民身份在内，故决意逃之也”。第一百零一回，行间批探春大讲纲常大体时说：“毫无人心者，方能说次等语”。第一百一十回眉批说：“宝玉定评，是不可以功名富贵人求之也。”在第三回总评中说：“《红楼梦》中所传宝玉、黛玉、晴雯、妙玉等人，虽非中道，而率其天真，其不肯同乎流俗合乎于世，卓然自立……”。第七十六回评价妙玉：“其平日孤高自许，实有大不得已者。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与其混俗和光，毋宁遗世独立耳。……”。五十七回宝玉说：“更可笑的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罢了，还要说代圣人立言。”陈评云：“至言。至言”。第一百一十八回评道：“宝钗所言，诚是正论，宝钗志在用世，宝玉志在逃世，其天姿本异，则其趣向不能合也。”这些论调和李赞、汤显祖等明后期的文艺思想极为吻合。
二、人物塑造手法分析
关于陈其泰对《红楼梦》人物塑造手法的分析，王达津在《评〈桐花凤阁红楼梦评〉》中归纳为这几条：一是讲正传开展；二是讲影子；三是手挥五弦目送归鸿法；四是“传神”和“神情逼肖”；五是写人物有虚实有映衬；六是评点出人物中间的爱情关系。这几种方法确实是《红楼梦》塑造人物的手法，但是在归类略嫌零乱。其中的三类和五类在手法上基本相同的。这里就借用里而的几种方法另外再归纳几个手法来分析陈评对人物塑造手法的认识。
（一）以正传展开的方式塑造人物
自司马迁开辟纪传体通史以来，小说家多借用其人物描写手法，以正传方式展来人物描写就成为长篇小说经常使用的手法。《红楼梦》也使用了这种手法，陈其泰在第五回回评中说：“上文将书中要紧人物尽行点出。此篇方是正传开场。如八股之起讲，总涵通篇大意，以全力出之也”第六回刘姥姥进大观园，陈评：“以下引入凤姐”。第十四回主持秦可卿丧事，陈评：“为凤姐作当家正面文学”，这回写黛玉父丧奔丧，陈评：“夹叙黛玉笔，不托正传”。十二回写黛玉从南而回来，陈评：“秦氏死丧，铺叙甚长，不免冷落黛玉”，所以这样写“无一笔写黛玉，恰处处有黛玉影子也”。这种用正传形式描写人物，是一种以主要人物为中心的塑造手法，也就是围绕着中心人物来展开故事情节，使人物性格在大量的情节进展中被表现出来，这种手法来自于史传，也是经过文学实践证明过的一种行之有效的人物塑造手法。《红楼梦》的主要人物就是宝黛钗和王熙凤，而小说基本上也就是围绕着这几个人来展开故事情节的。
（二）用“影子”手法来塑造人物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谓“影子”说，就是对同类人物的描写，但是被成为影子的人物往往是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影子，事实上是次要人物，作为主要人物的补充描写，也可以说是主要人物的从属人物，有时候为了更加多层次、多角度地描写主要人物，就把笔墨放到次要人物也就是影子身上，通过对影子的寄寓褒贬在臧否主要人物。如《红楼梦》中第五回回评：“开卷先是晴雯、袭人，其为黛玉、宝钗影子甚明。竭力为晴雯鸣冤，即是说黛玉也。”第十九回袭人回家，说她家里人都重视宝玉衔玉而生，“时常说来都稀罕”，陈评：“心乎玉者，其宝钗影身也”。在小说中，宝钗的很多想法往往由袭人代言。第三十一回晴雯折了扇子，宝玉和她闹，后对袭人说：“叫我怎么样才好！这个心使碎的，也没有人知道。”这句话表面上是说他和晴雯的，事实上也是他和黛玉之间关系的另一种表述，所以陈评说：“以上许多文字，只是叫出此句，烘托黛玉耳！可知晴雯是黛玉影子。”最有意思的是第七十四回王大人抄捡大观园，王善保家的攻击晴雯：“眉眼有些像你林妹妹”，转而又说：“我一生最嫌这样的人”。陈评：“不粘定晴雯说，可知是黛玉影子”。“影子”说本出自于涂瀛的《红楼梦论赞·或问》：“袭人，宝钗之影子也。写袭人，所以写宝钗也”；“晴雯，黛玉之影子也。写晴雯，所以写黛玉也”。从王大人反感晴雯就能判断她也是不喜欢黛玉的。除了晴雯以外，涂瀛还说藕官“是林黛玉销魂影子”，龄官“是林黛玉离魂影子”。小说中写晴雯和袭人的有关情节同时也可视为描写黛玉和宝钗的另一种补充。
《红楼梦》人物描写不仅有“影子”手法，而且对事件和人物命运的描写也用了影子手法。涂瀛《红楼梦论赞·或问》云：“或问：宝玉与黛玉有影子乎？曰：有。凤姐水月庵拆散之姻缘，则远影也。贾蔷之于龄官，则近影也。潘又安之于司棋，则有情影也。柳湘莲之于尤三姐，则无情影也。”自陈其泰在六十六回回末评这段话时说：“余则谓前三层皆未得当，尤柳则是矣。宝玉之于晴雯，则贴身影矣。藕官之与药官，乃对面影也”。这种“事影”和前而的“人影”在本质上也是基本相近的，它也是为相同类型的人和事提供一个隐喻与暗示。
（三）用烘托手法塑造人物
《红楼梦》用这种手法塑造人物，在小说中经常出现。陈其泰也是心细如发之人，当然在评点中也会发现这些。
在第八回，宝钗讲自己的金锁，陈其泰回末评云：“此回是宝钗文字，起倾轧黛玉之端。”“凡写宝钗者，皆所以为写黛玉地也”。因为宝钗和黛玉喜欢的都是宝玉，宝钗的一举一动都和黛玉的命运连在一起了。当小说写到宝钗奸诈的时候，就能明白黛玉的心情和最终致死的原因了。第十九回陈评日：“凡写黛玉处皆是写宝钗处，正不得恕宝钗之藏奸，而责黛玉之多心也”。第七十七回，袭人说她想把晴雯撵走的一段话，陈其泰觉得话中有话，就评论说：“语意中有黛玉在内”。这种评点所包涵的思想还是和上面的影子说有关系。
陈其泰特别主张看小说时不要“呆看”，就是“勿呆看”，第四十九回，薛宝琴进大观园，凤姐打趣说：“老太太有了这个好孙女儿，就忘了孙子了。”陈评说：“此是黛玉文字”。这话颇费解，为何与宝玉有关呢？原来贾母此时忘记宝玉，只是忘记宝玉的爱情以及宝玉和黛玉之间的婚事，而不是真正是贾母把她的孙子贾宝玉忘掉了。第二十二回写史湘云，陈其泰回末评说：“湘云只是烘托宝钗之人，或借其老实处行宝钗之奸作，或借其鲁莽处见宝钗之深沉，不可竟作湘云文字读也。”这一见解也是很合理的，在黛玉、宝钗、湘云等同在的场合，湘云的憨直确实烘托和映衬了宝钗的深沉与奸诈。第七十九回贾府为迎春订亲，小说中有这几句话：“贾母心中却不大愿意，但想儿女之事，自有天意，况且他亲父主张，何必出头多事。”陈其泰很敏感，马上评道：“句句是宝玉文字，莫作迎春文字看也”。确实，陈其泰的看法是很准确的，贾母的这种一念之差不仅害了迎春，使她误嫁中山狼，而且也为后面她甩手不管宝玉和黛玉的亲事作了铺垫。
这种表面上写“甲”而事实上写“乙”的手法，即是一种烘托也是一种映衬，是《红楼梦》'常用的人物塑造手法之一。
（四）传神手法
“传神”是山古代绘画理论中“形神”论衍化而来，“形神”最早是哲学范畴，经绘画美学借鉴后，又应用到文学理论中来。所谓“传神”，即画论中对“应物象形”“气韵生动”的要求，虽形不似也可传神，但是“画不徒形似，正要形神在”，是以形传神、形神兼各为要旨，一旦过于追求形似就显得拙劣了。因此，传神的要求是必须掌握形象的内在独特性格，从而确立个性，描写要“不惟能画在眼前，且画心上；不惟能画心上，且并画意外”。在小说中，传神手法是不要求明明白白地写出人物的内心活动，而通过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准确地传达出人情真实而微妙的心理活动。
《红楼梦》第三十一回：“湘云举目一看，却是文彩辉煌的一个金麒麟，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湘云伸手擎在掌上，心理不知怎么一动，似有所感。”陈评道：“妙笔传神”。这就是写出史湘云也有金玉姻缘的遐想，但又无法说出口。第六回凤姐对贾蓉说：“只别看见我的东西。一见了就想拿了去。”陈评：“淡淡数语，而淫冶狎昵之态，已满纸皆是，传神妙笔”。本回后面又有一个细节：写凤姐“出了半日神，忽然把脸一红，笑道：“罢了，你去吧，晚饭后，你再来说吧！……’”。陈评：“传神阿堵之笔”。凤姐与贾蓉的关系一直是很暖昧的，很多读者都对此有过猜想，但是从陈其泰抓住的曹雪芹的这几个描写，是用传神之笔给凤姐的心态写活了。
在表达对传神的体认上，脂砚斋用了“写形追像”“追魂摄魄”“神情宛肖”“搜神夺魄”“精神活跳”等词语。
第三回王熙凤出场那一段，可谓绘形绘像，脂砚斋也极为赞赏，小禁感叹：“从来小说中可有写形追像至此也？”（甲戌眉批）第六回，刘姥姥见凤姐时，王熙凤“也不接茶，也不抬头”，脂评说这段是：“神情宛肖”。（甲戌眉批）
第十九回，贾宝玉去看望安慰画轴美人，不想撞见茗烟和丫头：“也干那警幻所训之事”，没想到宝玉向那丫头：“跺脚道：“还不快跑？’”，脂砚斋意味深长地说：“此等搜神夺魄至神至妙处，只在因固不解中得。”（己卯本）
第三十二回，当袭人央求史湘云做鞋，湘云不解，袭人回答说：“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屋里的针线，是不让那些针线上的人做的。”脂砚斋感叹地说：“‘我们这屋里’等字，精神活跳。”（王府夹批）
对于传神手法，我们还可以将陈其泰与脂砚斋论述进行一下对比，这样比较一下更容易加深我们对《红楼梦》评点中的传神技法的分析与认识。
三、“文心运化”与叙事策略
陈其泰是极为欣赏《红楼梦》在叙述上的成就的，比如在第一回，陈其泰眉批云：“贾府人多，不叙则不明，详叙则可厌，是在文心之运化也。”曹雪芹用冷子兴与贾雨村闲话中叙出，“两闲人说闲话，自不觉琐絮。头绪颇多，而出之甚为省力。使读者不觉其繁。此文字化板为活之法也。若入庸手，必作做书人一一细述，便味同嚼蜡矣，书中如此者非一，可以类推。”。“文心运化”、“化板为活”是陈其泰对《红楼梦》叙述的高度评价，检阅陈评全部，有关“文心”方而的赞赏有几十处，本文试列之，以便于仔细分析。
1、 第一回评：“出僧道是一大线索。”“如此入手，迥绝桓蹊。世间传奇有此运实于虚之妙否？”在后面“忽见那边来了一僧一道”下评：“遥接上文，文心奇幻。”总评：“开卷第一回，嘎嘎独造，引人入胜，文心绝世。”
2、 第十九回总评：“宝玉至花家，袭人回来以去就要结宝玉。两段叙得十分曲折，处处用逆笔取事，引人入胜，文心之妙，不可思议。”
3、 第九十三回总评蒋玉菡在临安伯宴会上与宝玉见而：“细谈其业已成家，尚未娶亲。又见其风姿之美，自命不凡。则袭人之一见移情，顿忘宝玉可知矣。文笔之心，各细入妙。如到临时从媒人口中说出，便成死笔。”
4、 第七回总评焦大的骂说：“凤姐、秦氏隐事，从不实写一句，而读者有焦大之言在胸中，自然遇事如画矣。文心幻巧，意味深长。”第十三回，写秦可卿之丧，总评日：“卑末之丧，哀礼过当，不已堪矣，此文心之妙也。匆忙之际，不觉失言，而焦大恶言，与斯胎矣。手写此事，眼注彼事，……而无一言污墨秽笔，高妙绝伦。”这两条除了人物心理之外，还指出了作者“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处理方法。
5、 在写甄宝玉时，与宝玉有相同点，但后来变为禄蠢。这也是作者别具匠心处。而陈评在写贾宝玉梦见甄宝玉时袭人说：“是镜子里照的你的影儿。”句上的眉批云：“文心之巧极矣”，总评云：“有假必有真，假者只可向实处用笔。真者无穷，便于空中会意。恐以贾滋天下之疑，遂以甄坚天下之信。命意措词，俱极惨淡经营。”
6、 第三十四回总评：“袭人浸润之僭，足制黛玉死命。书中不见宝钗之迹，而写袭人处，自令人知宝钗一面。犹恐读书疏忽，故借薛蟠数语，大声疾呼以喝破之。笔墨之妙，巧夺天工。”又说：“自第二十九回至此回，是作者惨淡经营最为着急之处。一部书中精神命脉，全在此六回书，”，这是讲大的方面的。关于线索方面的，如二十八回冯紫英宴宝玉、薛蟠等，有蒋玉菡在座，他行令时讲到“花气袭人知昼暖”。眉评：“为宝玉致祸之由，袭人归结之所，皆在此一席间逗出，文心之细，真乃草蛇灰线。”（“草蛇灰线”，金圣叹、张竹坡都常用）
7、 第六十回总评：“此回穿插琐悉，颇费文心。”这是讲文心在剪裁铺叙方面的运用。
8、 第七回：“凤姐喜的先推宝玉笑道：比下去了。”陈评日：“一笔而三面都到，文心绝世。”
9、 第十三回陈评日：“卑末之丧，哀礼过当，不已堪乎，此文心之妙也。秦氏初没，贾珍一则曰：比儿子强十倍，犹可言也。再则曰：长房灭绝，三则曰，尽我所有罢了。是何言欤。盖疼惜之深，匆忙之际，不觉失言，隐衷毕露；而焦大恶言，于斯验矣。手写此事，眼注彼事，内乱情形，跃然纸上，而无一言污墨秽笔，高绝妙绝。”
10、第十五回：“少不得索性辛苦了，明儿一定要走的了”后评道：“凤姐欲住之心，尤切于宝玉，数语传出凤姐隐曲，却未曾以一秽语相加。文心之妙，岂食人间烟火者所能知哉。”。回后评引金圣叹评西厢语句后说：“文心一样入妙。”
11、第二十八回：“拿起酒来，一饮而尽”后评道：“豪华公子，酒池肉林，酣歌恒舞，常事也。为宝玉致祸之由，袭人归结之所。皆在此一席间逗出。文心之细，真乃草蛇灰线。”
12、第六十回：“此回穿插琐悉，颇费文心。”
13、第一百零一回：“写鬼魂出现，先之以风，现凄惨。继之以狗，更甚惊惶。正有戒心，而阴魂适至。层层说来，倍加耸动。文心之妙，全在乎细。”（只听唿唿一声风过）
14、一百零三回：“金桂事不待问官，即在夏家自窠中闹出。此文心之妙也。所以然然者，止为爱惜香菱起见耳。”
15、第一百一十九回。袭人说宝玉：“他便赌誓说做和尚。谁知今日却应了这句话了。”评曰：“此句是关照黛玉文字也。文心之巧，无细不至。”
在小说批评里，较早提出“文心”概念的是李赞，他在《杂说》评《西厢记·拜月》为“化土”，并说：“试取琴心（指《西厢记》第二本第四折《听琴》）一弹再鼓，其无尽藏，不可思议。”便是讲“文心”的。李赞评《琵琶记》第二十五出：“如此想头不知从何处得来，文人之心，无所不有。”
汤显祖《焚香记》第二出评：“文人之口，颠倒化工。”
金圣叹《水浒传》第三十五回批：“一部书皆从才子文心捏造而出。”
张竹坡《金瓶梅》第五十八回评：“写爱月儿不言语者，见月儿适才受辱，全已归恨桂姐，故后日思所以陷桂姐者，不一而足也。文心深细如此。”
无论是“文心之妙”、“文心之细”、“文心绝世”、“文心之巧”或“文心幻巧”，其“文心”一字皆来自于明清时期的小说评点和戏剧评点，“文心”原应是“文本之心”和“为文者之心”，从叙述策略上来讲，陈其泰所言的“文心”就是“为文者”之心了，是指作家构思之妙，能体现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思想感情，特别是人物的心里状态。中国小说没有大段的人物思想感情心理状态的自白或描写，作家要从人物的一言一行中来体现，所以小说评点中往往赞赏作者“文心”。“文心”主要是指作者关于情节结构等方面的巧妙运思，讲“文心之妙”是说作者在剪裁铺叙方而匠心独运。
“文心运化”表现在叙述策略上就是化板为活、化平为奇、化熟为新，这些术语虽然经过容与堂本、衰无涯本《水浒传》评语使用过，也经过金圣叹、脂砚斋等人使用过，但是到了陈其泰手里依然能够给人以细致、新鲜之感。
四、以情为核心的人物评论
陈其泰重情思想和汤显祖是比较一致的，也是直接受到汤显祖的影响的，他在第九十回黛玉自找垂死时评道：“汤玉茗曰：‘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以复生者，非情之至也’。我与黛玉处见之。”，第一百一十九回陈评：“可生而不可死者，非情之至也。可死而不可生者，亦非情之至也。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以复生者，犹非情之至也。如宝玉庶几乎？”这些观点都是本于汤显祖的《牡丹厅记题词》、汤显祖曾说：“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比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陈其泰对《红楼梦》也是这样看的。尤其是在人物评价上。
（一）关于对贾宝玉的评价
陈其泰对贾宝玉的评价是：“宝玉情之圣者也，款曲肫（zhun，诚挚）挚，以求谅于黛玉，世间岂复有此痴情人？”。在第三十回贾宝玉说：“我就死了，混也要一日来一百遭。”陈评云：“情至语，可泣鬼神。”“情圣”的评价无疑是非常符合贾宝玉性格特征的，贾宝玉的感情是不能被他周围的人所能理解的，他的感情决不是凡大俗子的男女之情，而是那种生死一之的“情之至也”之情。他与黛玉之间的感情不是那种情欲之情，宝玉“专心致意于黛玉，两人心心相印，纯是天性，绝无人欲，故非美色所得而间，非柔情所得而动，非毁誉所得而惑，非生死所得而移，亦非食人间烟火者所得而领会也。读《红楼梦》而存一男女之见以论宝玉，则触处皆错，不止不识得黛玉而已。”他反感世俗的以男女之见来看宝黛之间的爱情，宝黛之间不是那种青春肉体的性的吸引，而是共同的人生理想和精神趣味的高度契合，“二玉能为情死，而不为欲蔽，岂贾母所能知哉；陈其泰把“欲”与“情”完全区分开了，“王夫人更不能知天下有如此钟情儿女，故所言糊涂已极，以为黛玉身有所归，便能抛却宝玉也。”王熙凤“以己度人，知宝玉惟色是好，何必择人。宝钗之美不下黛玉，平时亦相亲爱，一径入手，自必移情而忘却黛玉矣。彼安知男子中乃有痴心如宝玉者矣。”可以说宝黛之间的爱情是超凡托俗的纯粹的精神之恋，宝玉不仅对他所深爱的黛玉如此，就是对其他女性（不包括宝钗）也是这种纯洁的感情，这种感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具有“泛爱”色彩的感情，陈评云：“要知宝玉与黛玉，宝钗、湘云契好，其意全不在夫妇床第之间，故不嫌于泛爱，与俗情自是不同。不得谓其情无一定，不专注黛玉而则之矣。”在陈其泰那个时代，能够看到贾宝玉感情中的“泛爱”色彩，并能给予积极评价，可谓是够了不起的了，在小说史上，《红楼梦》之前虽然讴歌爱情的很多，但是表现泛爱的唯有曹雪芹一人，对于这个特点，鲁迅也注意到了：“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者，独宝玉而已矣。”陈其泰不仅能够看到并指出贾宝玉的泛爱，而且能够指出泛爱的特征是对女性人格的尊重，对天然纯洁人性的追求，像李赞那样追求童心，像衰宏道那样追求性灵，同时也反对功名利禄、道德经济文章，因而这样的泛爱，是超越时代、超越男女之爱、具有时代内涵的精神境界。
（二）对黛玉和宝钗的评价
在对宝钗、黛玉这两个人上，陈其泰一直是受涂瀛的影响，也是尊林抑薛派。有“尊林抑薛黛玉、反对宝钗，”思想的还有哈斯宝、佚名氏、王伯沉等，这些人都是同情支持“本石前盟”，反对“金玉姻缘”。在众多的“尊林抑薛”论者当中，陈其泰的主张是最激进的，为了表达自己的主张，他竟然要求连小说的回目都要改，如第八回的“巧合认通灵”，他要把“巧合”改为“计合”；第二十一回“贤袭人娇慎箴宝玉”，把“贤袭人”改为“刁袭人”；第五十七回“慈姨妈爱语慰痴颦”，把“爱语”改为“诞语”，陈其泰想用这种方法来显示《春秋》的“惩恶”笔法，他认为小说中女性有“圣贤之徒”和“乡愿（外貌忠诚谨慎，实际上欺世盗名的人）之尤”，宝玉、晴雯、妙玉等人“率真天然，皦（jiao，洁白、干净）然泥而不滓”，“不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卓然自立，百折不回”，这类人属于“圣贤之徒”，而宝钗、袭人等则属于“乡愿之尤”（《陈评》，第3回）他对宝钗的反感更甚于对王熙凤的反感：
“王熙凤之为小人，无人而不知之；宝钗之为小人，则无一人知之者。故乡愿之可恶，更甚于邪恩也。道是书而谬以中道许宝钗，以宝玉、黛玉、晴雯、妙玉诸人为怪癖者，吾知其心之陷溺于阉媚也”。（《陈评》，第三回）
在同回评论中他又接着阐释自己的思想：
“以中道评书中之人，惟迎春、李纨、岫烟庶几近之。若宝钗辈纯乎人欲而汨没天性。世俗之见，以宝钗之贤能，以湘云之豪爽，以元春之有福，以探春之有才，且以贾政为正直，以王夫人为英明，而不知瓮里醯（xi，醋）鸡，安能几及云中鸡犬哉”。（《陈评》，第三回）
陈其泰在这里所批评的对象可能是王希廉，从这里的一些看法上，王希廉的观点和陈其泰所批评的较为接近。陈其泰把人物分为两个对立的方面，也是受涂瀛思想的影响，他赞同涂瀛的主张，但比涂瀛更激进，他说：“宝钗众人，以倾黛玉”，（第三回）宝钗“机械变作”“窃听小红私语，嫁祸黛玉”，（二十二回）湘云“与黛玉作对”是“此书以湘云之鲁莽，衬宝钗之奸作”，（三十二回），袭人“死黛玉、死晴雯，逐芳官、蕙香，其毒甚矣”，（第三十九回）对于小说中有几处写到两人和好的一些情节，陈其泰详细分析了两人不同的性格和心理特征：
“宝钗之于黛玉，真有生瑜生亮之憾，其藏奸作伪之处，如何瞒得过黛玉，正思设计制服之，而忽得其间，岂肯放松一步！侃侃数语，能使黛玉俯首愧服，不觉受其笼罩，其才自不可及。他人与黛玉不和，疏疏而已，毁毁而已，讥之笑之而已。独宝钗浑而不露，从而誉之，从而谅之，且从而亲厚之，不但使他人不觉其相忌也，而宝钗之机械极矣。此乡愿所以为德之喊也。”（《陈评》第四十二回）
从这些言语中可以看出，陈其泰对宝钗是极为反感的，至于宝钗是否坏到这种地步，清代的评点家也各有不同的见解，当然，今大的读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们不能否定陈其泰对小说情节的感受、体悟之细，他在《红楼梦》中对“解疑痴”、“金兰契”这些很不寻常的情节中，也能把握分析出宝钗所深藏不露的心机，这也说明他是时常保持着对薛宝钗的警惕的。
第三节 陈其泰评点的价值与意义
在《红楼梦》十多家评点中，陈其泰是成就相当高的一个，他的评点是具有一定的原创性的，他本来是一个极有艺术才华的文人，既有诗人的才华与灵性，又有学者的渊博与深厚，我们虽然不能说他的评点创造了一个理论系统，但是他的评点却是一种体现个人思想气质的阅读行为，在将近二十年的评点写作中，他一方面用激情积极地体验文本，另一方面又以批评的态度阐释文本，十八年时间，写下了二十多万字的《红楼梦》评点，其丰富的内容、独到的眼光和精辟的评论，得到了后人很高的评价。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受当时学术观点的影响，完全按照自己的体验、感受与认识来评点《红楼梦》、他除了受涂瀛影响外，其小说评点几乎没有受到当时颇为流行的“淫书说”、“性理说”、“索隐说”的影响，他独树一帜的标举写情的大旗，猛烈抨击了当时的假道学和封建礼教，可以说是脱尽陈言，独标新义。陈其泰说《红楼梦》“手笔超妙”、“文心绝世”，其实他的评点也是手笔超妙、文心绝世。在众多的评点中，除了脂砚斋，评点成就最高的就应该是陈其泰的《桐花凤阁评红楼梦》了。
第十一章 王伯沆的《红楼梦》评点
第一节 王伯沆生平与著述
王伯沆(1871--1944），名瀣，字伯沆，祖籍江苏溧水。曾一度为上海某局编书，后应聘南京陆师学堂国文教习。从1915年起在南高、东大、中大执教数十年，抗战胜利前夕病逝南京。
王瀣博通经史、小学、各体诗文，名闻遐迩，时任南高师校长的江谦，决定延聘王瀣来校任教。王瀣认为自己的学养未必适时，辞不肯就。江谦三次登门拜访，殷勤敦促，王瀣深受感动，答应一试，如学生不满意，立刻去职。这种谦朴实在的人品和作风，更让江谦敬重。一节课试讲下来，效果很好，从此，就留下来了。据一位受业者回忆：“先生讲解深入浅出语言则形象化。”王瀣学养深厚，旁证博引，说理透，辟深受学生欢迎。上课时，往往教室里除文科学生外，理农科学生旁听者甚众，特别是上午11
时至12 时，“室外窗前皆听讲者也”国文专修科的几位高材生，白天在课堂上听得不“过瘾”，晚上还跑到先生家去请益，往往乐而忘返，听到夜深，回到学校门已关闭，只得越墙而入，习以为常，尤其是王瀣讲解《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时能融化众家之说，抒发独到见解，既不为贤者讳，也不厚诬古人，实事求是，公平持正，让听者如坐春风，大家赞叹为“讲活了”！
后来大家讳其名不呼，上上下下都亲切地称他为“王四书”。
辛亥革命以后，对《红楼梦》继续进行评点，用功最深，成就最大的要算王伯沆了。王瀣对《红楼梦》这部世界性的文化瑰宝评价极高，称它是“幽奇圆妙之作”、“百读不厌之文”，还逐章逐回写出批语，深入细致，持之以恒。在第一册封面的“自记”中，说他这部《红楼梦》于1911年3月“得自友人斋中”。1914年秋，另一位朋友又为他觅得第一册的残缺部分，“复手抄缺页，订成完书”。1915年夏，应聘南高师任教的前夕，开始对《红楼梦》进行评点。他先后精读《红楼梦》20遍，从读第16遍起，分别用朱、绿、黄、墨、紫五色笔圈点批注，每次批注都用不同墨色，总共评批五次。这五种颜色，除紫笔以外，都是蝇头细字，根据第二十四卷卷末“自记”：朱笔批注作于1914年夏天；黄笔批注作于1917年初秋至1918年6月；绿笔批语作于1921年春天之1922年初冬；墨笔批语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于1927年6月竣工，第二次至1932年除夕前二日写完；紫笔则于1938年11月15日完成。在这些不同颜色的批语中：朱笔批语共有1385条，黄笔批语共有2961条，绿笔批语共有2200条，墨笔批语共有5411条，紫笔批语共有430条，五种颜色的批语总计为12387条，其批点时间前后持续了24年。在这12387条批语中，除了三十多条属于行间夹批和回末总批之外，其余都是眉批和底批。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上下两册。
抗战爆发，中央大学西迁重庆，王瀣因猝然中风，行动不便，学校劝其康复后再走。不久，南京沦陷，王瀣一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0多人，每月领到薪俸，必付邮周济，故年近古稀，仍无甚积蓄。日军占领南京后，烧杀抢掠，王瀣经济拮据，每日“两粥犹不可得”，只得靠卖书度日。有一天一个书生模样的人登门拜访，表示愿出高价收购他的全部私藏古籍。王瀣觉得有点奇怪：国难当头，谁会有钱买书呢？遂引起警惕经多方打听，原来是汉奸替日本人购买的，王瀣十分气愤，表示宁肯挨饿，也不能让古籍外流。不仅现藏书不卖，连以前已散出的，也设法收回，退回书款。致使家中生活窘迫到揭不开锅的地步，只能杜门不出。邻居见其家门紧闭，无人进出，于是敲门询问，只见王瀣夫妇枵腹相对，家人卧床等死不由潸潸泪下。1940年，日伪为了粉饰太平，拼揍成立“南京中央大学”，企图利用王瀣的名望做招牌，派人上门劝说到该校挂个教授名义，可以不到职，拿份干薪，遭到王瀣的严词拒绝。日伪看到利诱不行，竟来硬的。一天，两个日本军官模样的人，闯进王瀣住宅，先是甜言蜜语，百般诱劝，王瀣静卧床上，不屑一顾，一言不发。一个军官突然拔出雪亮的军刀相威胁，王瀣泰然处之，从容等死。两人只好悻悻而去。1944年秋天又染上了疟疾。腹泻不止，9月25日，终于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了临终前，嘱咐妻女：“我生不愿见到日寇，死了，棺材也不愿见到敌人，身后不要发丧，棺材不要出门，就悄悄埋葬在后院里！”家人遵其遗嘱照办了。1946年中央大学复员回到南京。为王瀣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国民政府敬送了由蒋介石题写“爱国耆儒”的金字匾额，以表彰逝者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民族气节。
第二节 王伯沆评点的文学价值
王伯沆评点，内容很广，有内容评论、人物褒贬、艺术鉴赏、版本、事典、此语考释、摘误纠谬等内容。王瀣评点内容虽然丰富，但是大部分都是在原本的天头和地头进行眉批和底批，以片言只语的短批最多。虽然有不少见解相当精辟，但都是点到即止，很少有长篇大论之作，这样他的评点在论述的深度上和全面性上是受到很大影响的。不过王伯沆的这种评点方式倒是有点像古代的诗歌评点。
王伯沆对《红楼梦》的评价是相当高的。称它为：“幽奇圆妙之作”，“百读不厌之文”，对《红楼梦》的思想主题和艺术价值都作了很细致的分析。
一、对《红楼梦》思想主题的认识
王伯沆对《红楼梦》主题的认识陷入了一个怪圈，有时经常矛盾。对于《红楼梦》究竟写什么的问题，他在第一回回末评语中说：
“王冬饮曰：此书只可作小说看，不可依近人作史料看也，自清世祖起至高宗止将百余年，若有若无，细细说出，如世祖以冲龄入主中夏，人世第一；以人王为僧，为出世第一，故云‘开卷第一’云云。”
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眉批：
“太君家世，带叙自然，一‘史’字最着眼，此书本影国初宫廷琐事，然既云‘真事隠去’，只作小说观可也，万勿为近人说所误，一齐堕入鬼道。”
第一百二十回针对曹雪芹的话：“乐得与二三同志，酒余饭饱，雨夕灯窗之下，同消寂寞，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题传世，似你这般寻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了。”王伯沆批道：
可笑近日乃有许多索隐考证全不知其游戏笔墨者何耶
第一百二十回回后评语又说：
“作者已云真事隐去，则此书只宜作小说文字看，不必作隐事实录看矣，雪香既无从历举事实，徒作藏头露尾疑神疑鬼之言，竟似曹雪芹将实在隐情与他秘密谈过，何其谬妄耶！事关暧昧，君子所不谈，况系宫闱，尤难征验，新旧《唐书》不载武后、杨妃秽迹，君子是之，所以存伦纪、端心术也，若张苍水，朱舜水两集，颇有污嫚宫廷文句，而一则自命孤忠，一则自名儒者，论其心术，已不足取，然犹系亡明遗民，余读其书，尚私心惜之，雪香生于道光年间，而好为此等误人之言，亦可谓不知自爱者矣。”
从这几段批语来看，王伯沆思想中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这部小说只可作小说看，不要作史料看，反对那些索隐考证把小说当史料看，把《红楼梦》研究当作解字猜谜，主观臆测地去猜谜影射，基于这种思想，他就认为，既然明言真事隐去、假语村言，也就“万无用一人影射到底之理”，对小说的评价也就应该“就文论文”，如果一意附会，事事索隐，就会“堕入鬼道”。把《红楼梦》当作小说读，这种提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意义，但是在他那个索隐派盛行天下的年代，王伯沆能够这样去评点，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不过王伯沆的反索隐并不彻底，他自己也情不自禁地陷入索隐派的缠绕之中，可见索隐派在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王伯沆也不能完全避免。比如前面引证的所谓“国朝第一”，就是索隐，虽然承认“只作小说观可也”，但是又说“此书本隐国初宫廷琐事”，特别是第十四回回末评曰：“先妣昔问可卿丧事究竟影射何人，初不知所对，继思必董鄂妃也。”王伯沆认为《红楼梦》影射国朝初年事，关暧昧的宫廷琐事是接受了梁溪坐观老人和孙敬庵观点的影响，坐观老人在其《清代野记》卷下“满洲老名士”一条中说：“（觉罗炳成）能饮健啖，尤熟于国朝掌故，……又言《红楼梦》一书，实隐国初宫闱事。”孙敬庵《栖霞阁野乘》说：“《红楼梦》一书，说者极多，要无能窥其宏旨者。吾疑此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而非徒纪载私家故实。”第二回关于贾赦、贾政娶妻姓氏说明中说：“贾赦娶邢氏、贾政娶王氏，《索隐》云此影‘摄行政王’最为的确。”第一回“故曰甄士隐云云”上眉批说：“此必明季遗民，兴起原文”在另一段：“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校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则愧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后批道：“此必甲乙之际有以女子殉国者。”这里的“甲乙之际”是指甲申、乙酉明清易代之际，这些例证可以看出，王伯沆总是不经意会出来索隐一把的。不过，王伯沆受到的影响虽然不浅，但是他还是能够超越当时索隐派研究方法的局限的，他反复强调不要把《红楼梦》当作“野史实录”，就说明他还是看到了文学与历史事实之间的界线，看到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性，文学来自于生活，但又超越生活，文学不是对生活进行镜子式的直接反应，而是经过文学家心灵创造出来的虚构的世界。正是因为王伯沆能够看到这一点，他才最终避免了索隐派的覆辙，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作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
不过王伯沆对于小说主题的认识，还是集中在宝黛爱情和贾府的衰败这两个方面。
对于宝黛爱情，王伯沆看到了他们爱情悲剧的典型意义，尤其注意到了这个爱情悲剧产生的社会原因，这样就从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这个悲剧的典型意义了。王伯沆通过对薛姨妈和薛宝钗的一系列评语中，批判了她们母女二人通过金玉良缘来谋求和贾府联姻，其目的在于“贪利”和“附势”，在第四十二回，王伯沆评道：“此下一段虽是作者痛诋宝钗之假，然亦多见理之言，故能令黛玉心服。但所说杂书移性，只是怕黛玉夺了婿去，言虽平正，全是私心耳，小人惯说君子话，此类是也。读者勿为所欺。”他把宝黛看作是受害的一方，很同情宝黛的命运，对贾府里同情宝黛一方的给予充分的肯定，而对贾母、王夫人、王熙凤、薛姨妈、袭人等支持金玉良缘的，王伯沆往往给予猛烈抨击，他甚至骂贾母是“逼死外孙女”的罪魁。第八十回说：“贾母之逼死外孙女，以情理观之，尚有词耶！”王伯沆也是一个“拥林抑薛”派，把支持“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为他评价人物的一个尺度，这也是在《红楼梦》评点中比较常见的一个人物评价方式。
在《红楼梦》小说，中宝黛的爱情发展和贾府的盛衰过程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样无疑加深了《红楼梦》的思想深度，但是王伯沆由于过于重视小说的爱情主线，往往忽视了小说的其他社会内容。他甚至还为贾府辩护，认为贾府是“积善之家”、“怜贫惜老”、“慈厚待人”，把辱骂贾府主子的焦大称为“悖逆”，竟说：“此等家奴真是可杀。”把柳湘莲讥讽贾府的话责之为“此语太过”。对贾府他是充满了无限同情，贾府的衰落令他难过对，查“抄宁国府”深为不满，而对后面的“家道复初”大为赞叹，他甚至还对关照贾府的西平王和北静王大唱赞歌：“西平王、北静王，‘平静’二字，造福天下不少。”在民国时期的王伯沆这样来评点《红楼梦》，在诸家评点中实为少见。不过，王伯沆毕竟经历了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风风雨雨，对贾府衰败过程中出现的世态炎凉和官场腐败还是非常关注的，他对这些丑恶的现象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尤其是像贾雨村之流的官场政客，还有帮闲文人詹光、程日兴，见利忘义的伤人卜世仁等，都作了无情的鞭挞。他讽刺贾雨村：“竟是《官场现形记》黄胖姑一流。”
二、关于《红楼梦》的情节结构
王伯沆是一个很重视细节的人，对文本的阅读极为细腻，所以对小说情节结构上的一些细微独特之处的把握与分析显得非常精妙。本来他的评点都是精彩的短论，但是他一旦发现整个文本结构有一系列的相似性结构时，就会长篇大论地去论述。如第八回宝玉去问候宝钗，路上遇到了门下清客詹光和单聘仁，两人见了宝玉，一个抱住腰，一个拉着手，都道：“我的菩萨哥儿，我说做了好梦呢，好容易遇见了你，”对于这段情节，王伯沆批道：
“此一则闲文，万勿草草读过，宝公候宝钗，先见詹光、单聘仁种种丑态，即是为薛王氏立影，看至下文自知，至金玉谋婚，薛王氏也不过沾光、善骗人而已，下文又云，老爷在梦坡斋歇中觉，不妨事的云云，盖指九十六回之设奇谋，政老始知之，虽不愿意已无如何矣，此时政在梦中，薛氏母女百计谋婚，所谓‘不妨事’也，作者用意有近喻，有远伏，一笔作几笔用，真草蛇灰线之文。”
这是王伯沆批语中字数比较多的一段之一，他注意到了作者写作中情节之间的映衬、烘托作用，最后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王伯沆回末总批说：
“自八十回中凤姐提起金玉姻缘，直至本回出闺成礼，中间多少遮遮掩掩，殊欠光明，作者夙不喜钗，语多讽刺，已无用条举，此回婚事，竟似偷娶，尤可异矣。两家无媒妁，可异一，也庚帖着人送至琏二爷那边，并不言明交与贾政，可异二也。偷娶尤二姐，因为老太妃及敬老之丧，娶宝钗亦有元妃及九个月功服之制，皆是违碍，可异三也。二姐来时无鼓乐，二房也；今娶宝钗亦无鼓乐，可异四也。二姐来贾家，只走后门；聘钗过礼，不走大门，亦只走园中便门，可异五也。二姐妆奁不用自己置买‘今钗之妆奁亦，一概蠲（juan，免除）免，可异六也。女家胞兄在兼，母及堂弟作主，犹非得已；男家行聘，其父并未启程，而政老云：请示老太太，不必告诉我，可异七也。叙二姐家全亏珍爷周济，不得不依；今叙薛家亦言屡求贾政，并有一面过门，一面替薛家撕掳官事之语，可异八也。六十四回，贾蓉向尤老娘作媒，有贾珍教了一遍话；本回贾母为宝玉娶钗，有凤姐想出掉包法，隐隐相照，可异九也。娶二姐时，防凤之觉，故怕走漏风声；今娶钗，亦防黛玉之觉，亦一概不许提起，可异十也。有此十可异，非偷娶而何？”
看到王伯沆的宝钗成婚“十可异”我们不能不佩服他读书细致了，把尤二姐的偷娶与薛宝钗的偷结放在一起比较，真是令人大开眼界了。这种对具体情节的把握能力确实在《红楼梦》评点中并不多见。除此之外，王伯沆还列举有贾琏、薛蟠、贾宝玉三人挨打的细节：“宝玉是凳上按着，薛蟠是地下躺着，贾琏是站着。”（第四十八回批语），对王熙凤害死尤二姐那一段，王伯沆把王熙凤的阴险手段分为十个层次，使情节变化有目不暇接之感。这些相似而不雷同，属于同中有异，这些复杂的情节如果不细心体会是很难看出作者构思的巧妙。
《红楼梦》里的情节发展有时还用含蓄、暗示的手法，如果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忽略过去。如第十九回当贾宝玉看到茗烟和万儿胡搞，茗烟就怂恿宝玉出贾府到外面去玩。此时，宝玉“沉思了一会”，接着就对茗烟提出到袭人家去玩。对于小说这段描写，很多读者都忽略过去，很少去思考宝玉为什么“沉思了一会”就要到袭人那里去，对于这点，王伯沆评批说：“上文，‘沉思一会’四字似无着落，读至此方知所沉思者即警幻所训之事，故因万儿思及袭人，文之细密，躁心人何从领略！”这种分析既抓住了小说前后情节之间的联系，又分析得入情入理。
王伯沆对《红楼梦》情节结构的分析也使用了不少小说评点的叙述手法的术语，如“常山之蛇”、“叙次不板”、“有衬托、有宾主，真精思超妙之文”，但是这些评价都是针对具体细节的。王伯沆对《红楼梦》的整体结构缺乏整体把握能力，他只过分关注于小说的细枝末节，对于这些分析虽然细微精妙，但是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三、对词语与典故的考释
对《红楼梦》中的一些此语和典故进行大规模的考释，是王伯沆评点的一个重要特色，这种特色可以说是他一个人所独有的特色，这些考释工作对我们更全面、更准确、更细致的理解《红楼梦》是有莫大的帮助的。
（一）对词语的来源与出处进行考释，是王伯沆的一个很突出的特色之一，其中以名物的考释居多。
1、 关于“廊下”
在第二十四回，当贾芸说：“什么廊上廊下的，你只说芸儿就是了。”王批道：
“按张南士《宫词》注云：御酒房后墙有街曰长连，又一街曰短连，总曰廊下家。答应，长随多住此卖酒，京师称‘廊下内酒家’。见《西河诗话》贾芸卜居于此，门户之下可知，故云‘什么廊上廊下’，已是防人轻视了。”
这段解释不仅把作为地名的“廊下”解释清楚了，而且还指出其出处，原来这地方只是下层人的聚集地，贾芸不想说“廊下”二字，是怕别人瞧不起。
2、 关于“脂粉”
第四十四回，贾宝玉给一群女孩子敷粉，对于胭脂和粉，王批考证道：
“按，秦征兰《天启宫词》注：‘宫春饰面，采紫茉莉实，捣取其仁，蒸熟用之，谓之珍珠粉。秋日白鹤花发蕊，剪去蒂，如小瓶然，实以民间所用胡粉，蒸熟用之，谓之玉簪粉。至立春仍用珍珠粉。盖珍珠遇西风易燥，玉簪过冬无香也。又侵晨收荷叶露珠和粉，清芬可爱。诸方皆张后从民间传入者。’据此则茉莉粉可作典故用。亦见《烬宫遗录》。粉色白，故用宣窑盒，以宣磁多散青者。脂色红，故用白玉盒。其精细如此。点唇傅颊，斟酌入微。竟是一则粉赋。又是一则胭脂赋。宝公于脂粉两大端，可谓竭燮之力矣！何物女孩儿，几生修得此福。”
《红楼梦》对于女性的化妆描写得并不少，除了这些胭脂和粉，还有指甲油的制作等。王伯沆的考证无疑解决了我们对待女性化妆品认识上的欠缺，同时他也探讨了中国古代女性化妆品衍变的历史。
3、 关于“踶嘴”
“踶”，读音di，去声，愿意是踢的意思。第四十六回，鸳鸯对她嫂子骂道：“你快夹着你那踶嘴离了这里。”这里的“踶嘴”二字，《增评补图大观琐录》上就直接写作“屄嘴”。王伯沆说：
“不如用‘屄’，犹见《正字通》。有此语虽鄙，前人已似有较雅者。录于下方：刘贡父尝乘一牝马，或言‘不虑有从群者致奔踶之患耶？’贡父曰：‘吾将市青布作小襜（chan去声，短衣，车帷子）系之马后。’或曰‘此更诡异。’贡父曰：‘姑以掩言者之口耳！’见《春渚纪闻》，”
王伯沆的这段评点有点像林钝翁评点《姑妄言》，写了一个黄色笑话，但是却把“踶嘴”的出处找到了。可见当时大观园的女性也是用粗口骂人，的尤其是像鸳鸯这样的第一大丫头也是如此，足见当时女性辱骂女性的时候也是很不客气的。
4、 果子铺
这个“果子铺”可不是真正卖果子的。《红楼梦》第四十七回“呆霸王调情遭苦打”，柳湘莲“只使了三分力气，向他脸上拍几下，登时便开了果子铺。”
王评道：
“大瘤小包，果品不少。看官须记清上文”知他不惯挨打“一语，否则难保不似郑屠遇了鲁提辖，一拳去鼻子歪在一边，咸的、酸的、辣的、开了酱油铺。再一拳，眼裂睛出，红的、黑的、紫的开了彩帛部。岂止开果子铺而已哉！但郑屠讨饶，第三拳去，口里只有出气，没入气。后来大爷讨饶，还能活着抬回，也算是如获奇珍。此次柳爷只使三分气力，真是积阴功矣！”
这段评点结合《水浒传》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段，比照着来评析，很精彩，郑屠鼻子被打烂，血流得的像酱油铺，眼睛被打烂，又像开了彩帛铺。薛大呆子脸被打，就变成了果子铺了，青的、红的、紫的、黑的什么颜色都有了，这种果子铺效果，真是由于柳湘莲只使了三分力气的结果。如果不是王伯沆这样解释，我们读到这里，还真为“登时便开了果子铺”而纳闷呢。
5、 一丈青
看过《水浒传》的都知道里面有一个女性叫“一丈青”扈三娘，我一直没有了解到“一丈青”是什么意思。《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写晴雯“向枕边拿起一丈青，向他（坠儿）手上乱戳”，王伯沆解释说：
“一丈青，其形如针，长约四寸，或金或银。儿时见祖母有此物，或以剔齿，或插髻上，其名如此。中年妇人都不用，以其不合时也。今人益不知是何物矣，附识之。”
就王伯沆的解释来看，晴雯拿的“一丈青”是老年女性使用物品，可以作为簪子使用，也能作为牙签。用但是《水浒传》“一丈青”扈三娘诨号究竟何意，尚难确定。
6、 《红楼梦》女性是“大脚”还是“小脚”？
《红楼梦》女性到底是大脚还是小脚，曾经引起过人们的关注，按当时习俗，汉族女性都有裹脚习俗，而满族是少数民族，没有受到汉文化的浸染，都是大脚。但是《红楼梦》中的女性都是汉人，理应是小脚才是，但是王伯沆考证的结果却相反，却有一些是大脚。如第四十四回写到王熙凤“一脚踢开了门进去，也不容分说，抓着鲍二家的撕打一顿”，根据一脚踢开门，王伯沆断定王熙凤是大脚：“第二回凤姐自幼假充男儿教养，其为大脚无疑。一脚踢开了门，何其粗也！抓住撕打，亦唯大脚女人方有此力量气势，”
第五十四回有一句“那婆子对小丫头道：那里就走大了脚呢？”王伯沆说：“十二钗本南产，必不尽大脚；况诸奴婢乎？小脚者不肯走路，正为如此，今人固不知也。”看来贾府的丫鬟们大都是小脚，只有前面的王熙凤因为被当作男孩子养，所以才是能一脚踢开门的大脚。
在《芙蓉女儿诔》中的两句“捉迷屏后，莲瓣无声”，在“莲瓣”二字后评曰：“决非大脚”。
第七十回写“那晴雯只穿着葱绿杭绸小袄，红绸子小衣儿”，王评云：
“原本‘小衣儿’下有‘红睡鞋’三字。按《采兰杂志》：‘徐月英卧履，以薄玉花为饰，内散龙脑诸香屑，谓之玉香独见鞋。’即睡鞋。此亦本书载缠足之一证。按，鞋有走、睡之分。余幼小时，见大家少妇鞋近跟处作飘带式，温赋所谓‘鸾尾’者，皆缀小银铃。行动有声。若睡鞋则无铃而绣最工；人不易见，今六七十老妇仅知其名，不知其意之所在矣。附志于此，晴雯非旗人，定非大脚矣。“所以是小脚。
7、 有关满人习俗的考证
清朝作为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国家，其民风习俗对汉文化的影响还是有一些的，特别是上流社会，《红楼梦》小说写满族习俗的并不多，王伯沆抓住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膻》这回中吃烤鹿肉这段情节，来考释满族饮食习俗：
“满宴最夸烧烤，余尝笑其无味。然《周礼》有米（副少刂）室之肉。《说文》：米（副少刂），以火焙肉。”《经》亦有‘炰燔’，未为不典。本书食品不载烧烤，尝疑之。今观烧鹿一事，不独可补食品之缺，且生异样之文情，真妙文也。又全书中无一品不令人馋涎欲滴，烧鹿未必真美，目中‘腥’、‘膻’二字不可滑。过可知贾府诸人所食精美知味，即作者亦非饮食门外汉也。“
满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吃烧烤确实是他们饮食上的一大特点。
另一个习俗是满汉都基本一致的，那就是嫡庶之分。第五十五回，王熙凤说了一句话：“你那里知道，虽然庶出一样，女儿却比不得男人，将来攀亲时，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为庶出不要的。”王伯沆批语说：
“清初风气，嫡庶之分最严，满汉皆相似也。偶忆雍正时，大学士尹泰侧室徐氏，文端生母也。文端年少已督云贵，其生母徐氏尚日侍尹泰会客，不敢避。乾隆时，江宁吴鼎昌弟兄三人官皆至监司，其母受封至二品。母卒，嫡母不许走大门。临发丧，子三人共卧母棺上，始由大门出，人咸哀之。道，咸时，临川李小湖大理，固始吴子健中丞，皆以庶子，不为嫡所齿。此犹指男子言也。若女子，则同治间湘乡曾文正夫人欧阳氏为次子订婚，儿以其女为贺耦耕中丞妾出作废。后赖文正婉转解释，始成。当时文正亦言此事关系姑媳一生慈孝，决不能一味专断，贻家庭之祸也。阅者不可不细思之。或又谓探春以‘姨娘’称生母，似为不孝。余谓口角稍利则有之，又多系赵姨娘自取，观目‘辱亲母’可知矣。孝不孝不在称姨不称姨也。按，《南史》齐衡阳王钧生母区贵人病，左右以五色
饣半 饴之，不肯食，曰：‘须得姨差’。又晋安王子懋生母阮淑媛病笃，请僧行道，僧献莲花供佛，子懋曰：‘若阿姨因此和胜，愿此花竟斋不萎。’卒如其言。皆称生母为姨，又皆以孝闻。是女子称生母为姨，昔已有之矣。”
这段评述，考证周详，材料丰富，几乎把清代有名的有关例证都搜罗齐全了，说理评价都很到位。这种评点不仅有利于读者阅读《红楼梦》，同时也丰富了《红楼梦》的文本内容。
王伯沆还注意到了女人抽烟习惯，第一百零一回，小说中写宝钗不好说什么，“只得搭讪着自己递了一袋烟（给凤姐）”。对于这个小细节，王伯沆说：“淡把菇烟，仅此一段。满人抽旱烟，虽妇人亦然，亦仅此一见。”
王伯沆是在王希廉的评本上进行评点的，所以他就针对王希廉的不足甚至不正确的内容（是他所认为不正确的）进行了批驳其批驳，内容之多批驳强度之烈，在《红楼梦》整个评点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作为一种现象存在，有必要对它进行一番分析与梳理。
就整个针对王希廉有感而发的评点来说，有些评价是纠正了王希廉的缺点，有些也是赞同了王希廉的看法，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内容对王希廉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甚至是经常骂王希廉“下流”、“无耻”，严重的时候如泼妇骂街般地蛮不讲理，真不知道，王伯沆为什么对王希廉如此反感。
第二十一回回后评王伯沆责骂王希廉说：
“第八回‘识金锁’一事评曰：‘黛玉若不走来，两人说话便难截住’；此云：‘若非宝钗走来，恐有不堪之处，’全是不平不公之论。且宝黛不避嫌处甚多，亦无不堪问事。如此下语，正是下流心，蛇蝎口也。”
第六十三回，王希廉评点妙玉为宝玉贺寿时说：“别人生日妙玉不贺，独贺宝玉芳辰，其意何居。其情可知。是文章暗描法。”王伯沆骂曰：“自以为得窍，我最恶此等下流心术。”
第一百一十九回回后评连批三个“狗屁之至”，其厌恶之情，溢于言表。至于王伯沆深恶王希廉的原因，以后将另文探讨。
第四节 王伯沆关于《红楼梦》作者与版本的探讨
对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王伯沆在评点中有所触及，第一回有一段文字：“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篡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王评说：
“雪芹为江南织造汉军曹寅子，康熙末年人。近坊间有八十回，自称‘原本’者，亦何可笑。”
王伯沆这个说法是否受到袁枚《隋园诗话》的影响（注：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把曹雪芹当作曹寅的儿子这个观点和袁枚是一致的，很明显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关于高鹗，王伯沆在对王希廉《读法》评析时说：“此书后四十回确系高兰墅先生所增。见张船山《诗》注。高与船山相友，此言必不妄？”这句话是针对王希廉这句话：“有谓此书只八十回，其余四十回乃出另手，是何言与？”而说的。此条为绿笔批。
第一回回末评又说：“改者为高兰墅，雪香疑为虚造，此误也。鳞见亭河帅《凤阁吟花记》注云：‘兰墅汉军进士，名鹗，后官给事中。’张船山有赠兰墅侍御诗，注云：‘红楼梦八十回后，君所续也。’张，高同官，必无谬误。是嘉庆初年已传刻矣。”此条为紫笔批。
“王冬饮曰：此小说也，原不必钩稽年月。然如圣祖驻跸江宁织造时为康熙四十二年，或谓嬉而过于庭者为楝亭幼子雪芹。若下至嘉庆，则雪芹已逾百岁，万无增删此书之理。知北王名水溶，决非雪芹手笔。其为世荣，亦为高鹗诸人所改无疑。闽人梁恭辰云，是书至乾隆五十年后始盛行，较为近理”词条为紫笔批。根据王伯沆的自记，绿笔批于1921年冬天到1922年冬初，紫笔于1938年11月15日完成。在这个时间段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初稿写于1921年3月27日，改订稿写于1921年11月12日。胡适作为当时的最有影响的《红楼梦》研究人物，他的著作王伯沆应该读过，何况王伯沆也是大学教师。所以我怀疑王伯沆的这些观点是受胡适影响而写出的。因为王伯沆所说高鹗续书的依据和胡适基本一样。而胡适考证出高鹗续书的结论，今天已经不起推敲了。胡适列举高鹗续书的四条论据：
“第一，张问陶的诗及注，此为最明白的证据。
第二，俞樾举的“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一项，这一项不十分可靠，因为乡会试用律诗，起于乾隆二十一二年，也许那时《红楼梦》前八十回还没有做成呢。
第三，程序说先得二十余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
第四，高鹗自己的序，说的很含糊，字里行间都使人生疑。大概他不愿完全埋没他补作的苦心，故引言第六条说：“是书开卷略志数语，非云弁首，实因残缺有年，一旦颠末毕具，大快人心，欣然题名，聊以记成书之幸。”因为高鹗不讳他补作的事，故张船山赠诗直说他补作后四十回的事。“
这四条证据，合起来只有一点，也就是张问陶的诗注，用了一个“补”字，就这一个“补”字，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个字竟然成为百年红学疑案。
我们再回过头来考察一下张问陶的诗注，张问陶有关高鹗的资料主要在《船山诗草·卷十六》里的两条很不起眼的小注：一是《冬日将谋乞假出齐化门哭四妹筠墓》，标题下注“妹适汉军高氏，丁未卒于京师”；二是《赠高兰墅同年》，下注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再查《船山诗草》中的《冬日将谋乞假出齐化门哭四妹筠墓》，诗题下注云：“妹适汉军高氏，丁未卒于京师”。世上高姓很多，认定“高氏”就是高鹗的理由何在？从年龄上看，张筠成亲时年方十八，此时高鹗已是三十八岁，年龄上并不般配。高鹗没有中举人的时候只是一介塾师，门第也不相当。更何况这时高鹗正在“侠气君能空紫塞”，又怎么能回到京师？成亲张问陶的这个诗注，却被另一个人率先附会，荒谬不已以至于以讹传讹，这个附会的罪魁祸首就是震钧，他在《天咫偶闻》中说：张船山二妹（筠）适高兰墅（鹗），郁郁以终。”而震钧的附会不过就是来自《船山诗草》注的猜想，那诗只说《赠高兰墅同年》，诗中有溢美之词，丝毫未提姻亲之事。看张船山那首诗明明说“逶迟把臂如今雨，得失关心此旧游”根本没有郎舅之感。另外《船山诗草》体例分明，凡亲朋好友都一律在诗题上注明称谓，如他妹妹的名字以及所嫁人的姓氏、如对高鹗，两人的关系就是“同年”，作者注得很清楚，这是张问陶的一贯风格，如果高鹗是他妹夫，他也一定会注明的。
令人震惊的是震均在《天咫偶闻·卷三》中有关高鹗的一条不足100字（仅96）字的注，竟然附会达四处。第一处就是附会高鹗是张问陶的妹夫；第二处是“世行小说《红楼梦》一书，即兰墅所为”；第三“有印曰‘红楼外史’，则其人必放宕之士矣”；第四张问陶之妹“饮恨而终”，其意是高鹗作的孽。这四处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从他记载的情况看，他的断语是来自于对《船山诗草》臆测，实在是破绽百出，而且《船山诗草》中有些字他都没有看清，张问陶明明说“传奇《红楼梦》八十回后俱兰墅所补”，到他这里竟然成了整个《红楼梦》都成了“兰墅所为”，把高鹗当成了《红楼梦》的作者，而且根据高鹗的一方印断定高鹗是“放宕之士”，显得非常武断，他既然把高鹗说成是张问陶的妹夫，转而说其妹“饮恨而终”，又给高鹗带上道德败坏的帽子，由此可以看出，震均是一个善于附会的人，而且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的话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相信的。
直到现在，事实最终证明，自震均开始，高鹗是张问陶的妹夫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胡传淮写了一篇文章《张问陶的妹夫不是高鹗》，就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遂宁张氏系清代蜀中望族，从清初宰相张鹏翮到性灵派大师张问陶，‘一家男女尽能诗。’嘉庆二年（1797）冬，张问陶在为其父撰写的《朝议公行述》中云：‘府君讳顾鉴，字镜千……女二人：长适湖州太学生潘本侃；次适汉军高扬曾，’次女即张问陶四妹张筠。民国13年刊本《遂宁张氏族谱》卷一载：‘张顾鉴，字镜千……子三人：问安、问陶、问莱。女二人：长适浙江归安监生潘本侃，次适镶黄旗汉军袭骑都尉高扬曾。’由此可知：张问陶四妹张筠的丈夫不是高鹗，而是汉军高扬曾。
为什么学术界有人认为高鹗是张问陶的妹夫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高鹗与张问陶为顺天乡试同年举人，后人从张问陶《赠高兰墅鹗同年》诗注‘传奇《红楼梦》80回后，俱兰墅所补’中，考证出高鹗是《红楼梦》后40回之作者；二是张问陶《冬日将谋乞假出齐化门哭四妹筠墓》诗题下注云：‘妹适汉军高氏，丁未卒于京师。’人们就想当然地认为‘汉军高氏’即是高鹗，但忽略了‘汉军’中姓高的人很多，为什么就一定是高鹗呢？
另外台湾成文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的由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四册第37--40页有高鹗完整的履历，按照清代科举规定，朱卷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考生履历，包括姓名、字号、排行、出生年月日等；紧接着是本族谱系，最简明的也得列出祖妣三代，这是应考规定；二是科页，载有本科科份，考生中式名次，主考官或总裁、同考官的姓氏、官阶与批语，以及该房原荐批语；三是考生文章。所以这部《清代朱卷集成》中对高鹗的履历记载是很详尽的，其履历如下：
高鹗：字云士，号秋甫，别号兰墅，行一，戊寅年十月十七日寅时生。镶黄旗满洲都通内府汉军延庆左领下廪膳生，民籍。
始祖：可仕，世居沈阳三台子。
……
父：存住。
母：孙氏。
妻：卢氏。
子：玉枢、玉纶。
这份履历的原影印件发表在《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3 期封二和封三上，这份履历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妻，卢氏”，由这些可以断定，高鹗是张问陶妹夫之说不能成立，胡适所考证的高鹗续书之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王伯沆在当时看到的版本并不多，而且他也没有见过脂批本，他在书中多次引证的原本就是《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1925年5月上海有正书局影印小字本贰版。他仅凭这个所谓的“原本”对王希廉评本进行校勘，从校勘的情况看，他采用了不少有正本的文字内容。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他关于有正本底本的记载：
“八十回本今有正书局已印行。俞恪士所藏原书抄写甚精，大本，黄绫装，余曾见之，后恪士以赠狄楚青，遂印行但已非原稿影印矣。余得此本互读之，竟不逮百二十回本。曾以语于恪士，恪士亦谓然也。”
有正本底本本来是清朝末年桐城人张开模的藏书，上半部分于1975年在上海发现，但是根据魏绍昌介绍，有正本是用张开模本影印的，只有少数字有贴改的痕迹，那么王伯沆的记忆是否有错呢？这恐怕又是一桩公案了。
第五节 王伯沆评点的评价
对王伯沆评点的研究目前还不是很充分，有关研究人员不多，面世的文章也不多，所能见到的比较全面的是《王伯沆批语汇录》的整理者赵国璋谈凤梁为这部整理稿写的《前言》，作为最早的整理者，他们的评价自然也是较为全面和权威的，他们认为王伯沆的评点“有很大成就，在同类著作中是罕见的”。“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王雪香评本”，这种评价我觉得有过分拔高之嫌，王伯沆的评点确实有他独特的方面和独特的价值，但是也还没有达到像这二位先生说的高度。
“王瀣的批语面广量大，细致深入。批语有对作品内容的评论，有人物褒贬，艺术鉴赏，事典，此语考释，版本校勘，文字摘误等等。其中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具有参考价值。”这种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我们也基本接受这个定位。就像赵、谈二位在《前言》的结尾处所说的“尽管他对《红楼梦》的人物情节、写作技巧、语言艺术、历史背景等各方面作了极为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他的批语往往失之主观武断。”所以对王伯沆的评点，我们既要看到他的有价值之处，也要看到他的不足之处。白盾的《红楼梦研究史论》对王伯沆的评价，其批评色彩就更浓了一些：“一个生活到20世纪40年代的评家，经过民怨鼎革、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战争，仍拥护帝制、思想保守，评文中看不成新思潮的影响，其文学评论的见解也就见不到多少创意。不过他能看出‘索隐’之非，‘考证’之失，也算是难能可贵了。其‘游戏笔墨’说，曾被作为‘消闲’文学而否定，实则正道出了文学的部分特征，也有其可取之处的。”这种评论未必准确、到位，但是此处仅聊作一说而已。
新出版的《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一书，虽在研究评点派一节中论及了王伯沆的评点，但是最后的结论：“是尽管王伯沆的《红楼梦》评点里还保留着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但从总体看来，其中仍有不少精彩的真知灼见值得我们重视，堪称近代小说评点余音不尽的尾声。”确实，王伯沆的《红楼梦》评点不仅是《红楼梦》评点的终结，也是古典小说评点的终结，自此公以后，小说评点就彻底退出其历史舞台了。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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