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年间《红楼梦》汇评本中，除王希廉、姚燮，张新之三家树起评点派大裁外，涂瀛、诸联也以评和论赞的形式影响着当时的红学界。涂瀛叩涂宗瀛，安徽六安人，道光间举人，同治间任苏松太道，官至湖广总督。“三家评本”中收录他《读花人论赞》和《或问》两篇，著名的“影子说”即出自《或问》，《忏玉楼丛书提要》说他的评赞“议论精审，褒贬适宜”，看来并非过誉，值得注意的是涂瀛以历史比附这个独特的视角来品评红楼人物，从史学跨向文学，观点新颖，发人所未发，这在旧红学的评点派中是别树一帜的。先让我们粗略看看涂瀛是怎样进行历史比附的。在《读花人论赞》中，他品评了90多个红楼人物，其中以历史比附方法的有20多个。兹列举如下：

　　宝玉----“圣之情者”
　　紫鹃----三间（屈原）、（建安）七子
　　蕊官荳官葵官----颜佩韦等反魏阉五义士
　　贾政----宋襄公
　　王熙凤----汉高祖驾驭之韩信、彭越
　　薛姨妈----“伴食宰相”李东阳
　　刘姥姥----“黠而侠”之冯驩
　　焙茗----“顺其性而利导”之治水大禹
　　袭人----“谦恭下士”之王莽
　　贾环----“嬖人之子”州吁
　　李嬷嬷----写讨曹操檄文之陈琳

在《或问》中通过问答形式比附了10多人，如：

　　宝玉----武陡源百娃
　　黛玉----贾长沙（贾谊）
　　宝钗----汉高祖（刘邦）
　　探春----太原公子（李世民）
　　平儿----子产
　　紫鹃----李令伯（李密）
　　妙玉----阮始平（阮籍）
　　晴雯----杨德祖（杨修）
　　凤姐----曹瞒（曹操）
　　袭人----吕雉

　　涂瀛的这种比附并非简单地请出历史亡灵而给小说人物贴标签，评者有他的史学见识和美学鉴赏眼光。那么，这种比附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它需要具备哪些比附条件呢？

　　一、历史的可赏性。评论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选择与小说艺术形象相关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人物，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人格力量和美感价值；也就是从历史的欣赏层次出发，让内涵丰富的故事、北京、氛围、画面、细节等因素，围绕艺术形象来推动、生发人们的认识和想象，提供再欣赏、再创作的机会。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史传有丰富的文学因素，很多片段可以当作文学来欣赏。古代文学源生于史传，并与史传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春秋战火、秦汉筹谋、魏晋风流，随着史页的掀动而在读者眼前出现无尽波澜。在“贾政赞”中涂瀛指出，“贾政迂疏肤阔，直偪宋襄，是殆中书毒者。”《左传》中的宋襄公不再是干巴巴的历史名字，他有着形象的可传达性。他在作战中不击未成列的楚军，不重伤，不擒二毛，使假仁假义的迂夫子，是死搬儒家教条，不懂战争实践的书痴。这个历史上的类型人物已接近于文学中的典型，通过恰当比附，可以让读者在形象丰满、意蕴深厚的同一层面进行分析、欣赏。

　　二、相似的可比性。历史人物与文学人物都来源于生活，他们之间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他们有着世代、身份、使命、素质和善恶贤愚的巨大差别，有实录与典型化处理后的明显不同，但都包含着真实的人性和命运，评论者可以就其相似的一点，舍弃无关的方面，置于同一范畴内加以比附。如涂瀛将冯驩比附为刘姥姥，因为他们都乞求于豪门，平日被人轻视，而在关键时刻凭其“黠而侠”脱人于难，都是具有“真肝胆、真血气、真性情者”。大禹治水“顺其性而利导之”，而焙茗对暴雨乖张傻狂之性能“庄也而出之以谑，谐也而规之以正”，也是一种“利导”。把宝钗比附为刘邦，是两者有豁达大度而得人心的相似点。抓住他们特征性方面比附，就使人感到无牵强之弊，有神似之妙。

　　论断的情感性。作为文学评论必须回归到它的本体，避开枯燥的逻辑阐述，抒发评者强烈的主题情感，或爱憎或褒贬，有强调有夸张，在文史交融中形成最有审美情味、最有感染力的艺术凤格。涂瀛的很多人物赞都是富有抒情色彩的议论。如在“贾宝玉赞”中写道：“惟圣人为能尽性，惟宝玉为能尽情。负情者多矣，微宝玉其谁与归！”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我故曰：宝玉圣之情者也。”在孟子眼里，伯夷“治则进，乱则退”，独善其身，“以待天下之清也”。伊尹“治亦进，乱亦进”、“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如风之和。把宝玉与彪炳史册的圣贤相提并论，深情礼赞，突出他的情、善、清、和，这种崇高评价和抒情笔墨在贾宝玉评论中是少见的。又如“赵姨娘赞”中评者举出历史上鲜于叔明嗜臭虫，刘邕嗜疮疥，贺兰进明嗜狗粪的例子，斥责赵姨娘是狗粪一类人物、进而辛辣地嘲讥，“而贾众政且大嚼之有余味焉”。这些论断锋芒毕露，谐趣横生，有别于那些寡情淡味的议论。

　　历史与文学评论具有不同的属性。前者以事实的客观叙述为特征，后者以情感审美为特征，以历史比附文学，必须兼备上述三方面条件，事实评价就可以渗透并转换为美学评价，史学才能引入美学评价，以历史比附文学的难度也就体现在这里。对史实的正确理解，以事昭人，这是初关；把史学融入文学评论，以情感人，这是次关，寻找新颖的表述，以新夺人，这是至关。涂瀛的这些评论可以说达到了至关。

　　涂瀛把史学导向文学的独特品评，在评家蜂起的清代也能独编经纬、自成格局。他的论述虽然简括，历史观也有欠当之处，但给读者提供的艺术感受领域十分广阔，他的评论方法丰富了美学鉴赏的品格，具有不可低估的、开创性的意义。

　　这种品评方法扩大了读者艺术联想的时间和空间，拓宽了审美天地。

　　涂瀛的评论善于运用创造思维中的联想跨越，他把《红楼梦》的许多人物放到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的时空坐标之中，寻找相应的点线，让读者从比附人物身上联想其全部历史，从个别事件上联想其复杂的意蕴，唤起认知和记忆中的各种信息。通过人、事、情、理的多维比附，增强小说人物形象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并引向宏观的境界。涂瀛在《或问》中把晴雯比附为杨修。杨修好学有俊才，为曹操主簿。关于他史书上有几个生动的故事。曹操平汉中欲退兵，出了个口令“鸡肋”。杨修见传“鸡肋”二字，立即领悟到曹操对汉中有“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意思，便叫军士准备归程。曹操在修建的园门上写了个“活”字、杨修便叫人把门改狭一些。所以夏侯惇对杨修说：“公真知魏上肺腑也！曹操很多未说出的心事，杨修竟都能洞悉如神，因而受到曹操的忌恨。通过比照，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汤修致命的弱点正是洞察曹操肺腑后毫不掩饰自己的聪明颖悟，这正类同于晴雯的洞察袭人的肺腑，锋芒太露而伏祸殃。她对袭人舌枪唇剑的语言：“别叫我替你们害燥了！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些事，也瞒不过我去。……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那里就称起‘我们’来了！”晴雯美而骄纵，慧而不慎，正与杨修具有同样的性格特点和悲剧命运。尽管曹操十分爱才，但对过分聪颖且于自身有危患的人，也不惜借故诬害，何况象王夫人那样一味偏执残忍的妇人呢？“风流灵巧招人怨”，这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从古代的忠臣能将、骚人墨客直到豪门鬟婢，被谤遭忌的悲剧真是难于罄书。深入理解杨修之死，也就能更深刻地理解晴雯之死。

　　又如评论贾母：

　　人情所不能已者，圣人弗禁，况在所溺爱哉！宝玉于黛玉，其生生死死之情，见之数也。贾母即不为黛玉计，独不为宝玉计乎？……是杀黛玉者贾母，非袭人也。促宝玉出家者贾母，非黛玉也。呜呼！“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是谁之过与！

　　周顗（伯仁）是东晋大巨，元帝时任尚书左仆射，常因醉酒的过失被元帝谴责。时王敦叛乱，王的从兄王导被株连待罪。周顗在元帝面前极言王导之忠，退朝后又上表章申救王导，元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但是这一切王导并不知道。后来王敦攻人建康，他问王导，“周顗怎么样？”王导没有回答，王敦就杀了周顗。之后王导在中书省查检文件，发现周顗申救他的表章，便悲泣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涂瀛用伯仁被害的史实比较准确地反映出贾母不可饶恕的罪过。贾母杀黛玉、促宝玉出家固然是精辟之论，而伯仁由王导而死的历史故事和沉痛教训又丰富了这个论断。时隔久远的两个悲剧遥相呼应，刀光剑影的国事与温情脉脉的家事叠印一起，文章的逻辑力量中增添了情感力量，读者的理解和想象会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种品评方法通过差异很大的人物比附，会产生浓厚的愉悦情趣和嘲弄效果。

　　涂瀛用以比附的都是史册上的著名人物和重大事件，投影到小人物和琐碎事上，便之彼此重合，造成落差很大的不和谐，由这种不合谐再转化为特殊的美学品格。如以大禹比附焙茗：一是造福苍生的圣君，一是跟随公于的小厮；一个是劳碌于山川之上的高大形象，一个是呼唤于车马之间的平庸之辈。其价值和境界差连不啻霄壤。虽然彼此间有相似的一点，但当神圣的光圈戴在卑俗的奴仆头上，就产生不协调感，读者很容易从中体味出比附的滑稽性。还有以服事奸贼而被害的扬雄、荀彧比附尤二姐，以依附周旋于宦官刘瑾的“伴食宰相”李东阳比附薛姨妈，以声讨曹操的文学家陈琳比附斥骂袭人的李嬷嬷，以秦汉间发难的陈涉比附因失帕而引起一连串闺阁纷扰的小红，都是以政治斗争大事比附家族琐碎小事，仿佛大帽子戴在小头上，有着明显的嘲弄意味。以表相的不和谐到内在的和谐，最后仍定位于读者的审美感受之上，因为评者抓住了人物的某些共性方面。

　　一般来说，文学评论以作品的客观评价为主，而文学鉴赏则偏重于主观感受。涂瀛对上述不和谐的美学品格常以强烈的鉴赏意识加以强调，从而突出鉴赏过程中的愉悦、讽讥、嘲弄之情。如写“李嬷嬷赞”：

　　李嬷嬷龙钟潦倒，度其年纪，在贾母之上，不足为宝玉乳也。至其老而不死，尤当叩胫者百。然袭人一身隐恶，从无发其覆者，独此老借题发挥，一泄无余，比陈琳讨操檄，尤为淋漓痛快，亦愈头风之良剂也。昔苏子美读汉文，至博浪沙一椎，击节叫快，浮一大白，用以此赏之。

　　李嬷嬷这个令人讨厌的口舌婆子，竟独有胆量，击中袭人柔奸狐媚的要害，其意义简直与汉魏名士侠客一样，评者的议论充满了主体性评价和幽默情感，给读者带来欣赏的愉悦。又如探春怒打王善保家嘴巴，评者以殷秀实击朱泚，淮南王击辟阳侯来比附，然后宣泄自己的鉴赏情绪：“探春之掌，是震是响；老枢之喙．惟脂惟脆。蛾眉吐气，为大白浮者三；老魅杀风，为舞剑起者再。”很多评点派都有类似的鉴赏凤格，而涂瀛对此更有所擅长。

　　这种品评方法有助于以历史的真实性来增强文学形象的历史感和生命活力。

　　《红楼梦》中许多主要人物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已达到现身纸上，声态并作的程度。能用许多历史人物去比附，已证明小说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而通过品评者的联想、论断、抒情和鉴赏，使比附双方的共同特征相互生发，为文学形象在广阔的历史洪流中找到一个个相应的、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精神现象。比附仿佛是评家为人物所起的绰号，准确传神的绰号一提出，它就会胶粘在人物身土，任其逃到天涯海角也摆脱不掉，人物的历史感和生命活力也藉此蓬勃起来。

　　历史的真实表现为率富的理念和某些规律性的闪涵，它折射到文学形象身上，文学形象的本质也随之鲜明；紫鹃的本质意义因以屈原、建安七子的比附而得到揭示，她与他们“同其隐优，其事可伤，其心月悲也。”紫鹃的忧患意识虽不是三闾、七子那样心系庙廊、悲悯黎元，但耿耿丹心却是一脉相承的。另外一些人物与历史上的奸佞之辈相比附，同样使其本质昭然。如把贾赦比附为楚卿子玉，显示其刚愎，把贾赦夫人比附为鲁庄公夫人哀姜，显示其柔邪，把贾环比附为卫庄公庶子州吁，显示其骄逆，亦突出贾政似卫庄公似的暗昧贻患。《红楼梦》虽然没有叙写他们的结局，然而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启迪读者的思索。

　　以历史人物品评小说人物当然要有正确的历史观作为前提，同时在方法上也须掌握褒贬的适度性。敢将明主比女流，眼识超群笔力散。涂瀛把汉祖唐宗比附为宝钗探春，这种理论勇气和艺术创见是值得肯定的。涂瀛还把屈原和建安七子比附为紫鹃，把抗魏阉的五义士比附为蕊、荳、葵三官，将这历史的荣誉献给那些无足轻重的平凡女孩，也能看出评者难能可贵的史胆史识。又如把王熙凤与汉高祖驾驭下的韩信、彭越相比，反映评者对王熙凤的功罪善恶的区别对待，并非骂杀与棒杀，能避免单纯以感情评论的片面性。不过，涂瀛对有些人物的比附不当、过于笼统，也是令人惋惜的。

　　对历史人物的比附和鉴赏，离不开以历史知识作为中介。涂瀛为什么把妙玉与竹林七贤中的阮咸相比附？这就得了街阮咸的品行。阮咸家贫居南，其他诸阮皆富居北。七夕日见北阮晒衣服皆锦绮，阮就以竹竿挂一大布犊鼻（短围裙）于庭，说：“未能免俗，聊复尔耳。”阮咸妙解音律，越名教而潇洒不羁，这正与妙玉有神似之处。妙玉曾以“槛外人”的贺贴向宝玉“叩问芳辰”，被邢岫烟讥为“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的“畸人”了。了解阮咸的人格特点，就能更好地理解妙玉的怪诞诡辩了。

　　涂瀛的历史比附方法是有其渊源的。魏晋江左清淡，士大夫中流行着这种以人物比附人物的风气。《世说新语·品藻》中比类例子有300多个，不过比附的都是当代人物，而且言辞疏简，未能在情与理上充分展开。晚明文学家张岱的《瑯嬛文集》中有好多人物赞，作者有意识地以历史人物比附他的亲友，《水浒牌四十八人赞》中，以“诸葛、曹瞒合而为一”比附吴用，以好客之孟尝比附柴进，以平定安史之乱、中兴唐室的李光弼、郭子仪比附林冲，以击杀晋鄙的屠者朱亥比附孙二娘。叙述虽为概括，但明显看出后来涂瀛的人物论开到了先河。中国古代的史传对古典小说影响很大，文学评论自然也受到着传统的浸润。涂瀛红学人物论中的“论赞”，其文体形式起源于《史记》、《汉书》结尾的“曰”、“赞”，这种文体的特征是“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文心雕龙·颂赞》）。它的影响很大，知道《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小说笔记也保留着作者议论介入的余风。

　　从《红楼梦》本身来看，作者塑造人物、发抒情感就有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小说第二回通过贾雨村的议论，把许多历史人物分为大仁、大恶以及非仁非恶的三类，第三类人即成为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奇优名娼，借此说明贾宝玉等红楼人物不是“淫魔色鬼”，而是同第三类人物一样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在文学评论中，这种以历史视角观照小说人物的艺术构思并非是涂瀛的独创，其他旧红学家也有所发现，如太平闲人张新之在大仁、大恶等三类人的段末评批道：“其驱役前代诸人，原自有不伦不类之处，缘以笼罩全书人物大致……或者谓为诸人作定评，岂非痴伯！”，涂瀛比他胜过一筹的地方是，看准作者的“不伦不类之处”，具体地“驱役前代诸人”、“为诸人作定评”，显示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和文学主体性、随机性。在他品评作者所钟爱和同情为一系列人物时．不管地位卑贱，都是以历史土的圣君．贤相、忠臣、能将、名士来比附，“脂粉本饶男子气”，这便与作者重清净女儿、轻须眉浊物的思想取得了一致。在小说的叙述中，这类历史比附也不少，如楚霸王比王熙凤，杨贵妃比宝钗，“负荆请罪”比宝黛，魏晋名士比史湘云。黛玉的《五美吟》中的夫差、项羽、汉帝、石崇、李靖诸人，都不能庇护自己心爱的女人，即比附宝玉无力庇护心爱的女孩们。宝琴的十首怀古诗，也是以古人比附红楼诸钗的。由此可知，涂诚正是从文化传统和小说文本中触发自己的创造思维，建构起独特的品藻文学人物的方法体系。

　　同样利用历史人物来为评论《红楼梦》人物服务，涂瀛没有重蹈旧红学索隐派的复辙，没有广征博引、穿凿附会地把红楼人物一一落实到明清历史人物身上，而是独具胆识，从唯心主义庸俗化的“沉舟厕畔”破浪而出，走上一条有价值的学术之路。

　　敢以中国历史人物和事件，恰切地比附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的各色典型，运用的又是传统的评批方法，适合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和美学趣味----这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古典评论。涂瀛虽然没有大量的学术文章和重要影响而自成体系，但这种思维跨越和比附方法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对认识事物富有启示。鲁迅先生在杂文中曾把焦大比为“贾府的屈原”，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比为刘姥姥。这种比附方法体现了文史交融的综合性，突出本质的鲜明性和自辟蹊径的美学价值。

　　世界上还没有一部小说像《红楼梦》那样，可以从历史上寻觅到如此众多的“共名”现象。涂瀛以历史意识和独特的鉴赏意识观照这部伟大的小说，青史传真，红楼说梦，于评点派中别开主面，他的成果和经验应得到较高的评价，弁山樵子在《红楼梦发微·绪言》中对以历史人物比附《红楼梦》人物、提出不同看法：

　　一书之作，必有其所以作是书之原因。欲知其原因所在，势必以书中之人物之事实，研究之而推测之。顾作书者，书中之人物之事实与意中之人物之事实，往往相似而又相歧，若故以眩读者之目而淆阅者之心者，则生乎作书者之后，第就其书中之人物之事实，以臆断其意中之人物之事实，纵极研究之力，推测之思，适成为我意中之人物之事实而已，而于作书者意中之人物之事实，则犹茫然未达，判然未合也。甚矣读书得间之难，而读小说之得间为尤难。

所以他又指出：

　　有以读史之心理断之者，就廿四史人物支配之，所谓宝玉如无愁天子、模棱宰相，黛玉如楚屈灵均、如贾长沙，晴雯之直言贾祸如比干、龙逢，袭人之苟合取容如林甫、钦若，宝钗、熙凤，其意计之阴鹜，手段之波辣，又如集操、莽于一身。以如是之理想，评书中之人物，非不各有其见地，而要与作书之原因无涉也。（《红楼梦卷》第326页、328页）

　　弁山樵子观点的失当，主要是对作品在读者的接受和阐择中的客观意义与作者的主观意想未加于区别，读者与作者对书中之人物之事实的理解和想象，可以是“判然未合”；评论方法是多元的，应该允许评论家采用各种不同的批评角度和参照系，尺可见住见智，使人物与事实的原型向美学高度增值，否则怎可见小说之“假语村言”，意蕴之“包孕无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