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卒年曾经一度是个争论得很热烈的红学考证题目。关於这个问题，有两个不同的学派：一派是以俞平伯为主将，根据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一条硃笔眉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之语，断定雪芹死在壬午除夕，即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另一派则以周汝昌为代表，根搂钞本敦敏的《懋斋诗钞》中《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之诗，主张雪芹卒於癸未除夕，即一七六四年二月一日。为什麼这首诗可以证明雪芹晚卒一年呢？因为周汝昌检查《懋斋诗钞》的结果，发现这是一部编年诗集，而在《小诗代简》之前的第三首诗《古剎小憩》题下，注有“癸未”两字，由此可见《小诗代简》亦必作於癸未。敦敏既然癸未春天还有诗柬邀雪芹饮宴，则雪芹不可能已先卒于壬午年（这当然假定敦敏确知雪芹其时尚存），但是由於“壬午除夕”是直接的证据，尤其是除夕是不容易错记的日子，因此癸未论者仍保习了“除夕”，而以壬午乃由批者日久误忆所致。

　　在辩论的过程中，周汝昌又发现敦敏柬邀雪芹於癸未三月初一前来饮宴，是为了给他的弟弟敦诚过三十风岁整寿。但雪芹由於贫病交迫，既无能力也无兴緻应酬，所以终於没有赴席。何以知道雪芹没有赴席呢？因为《懋斋诗钞》在《小诗代简》之后的第三首诗正是记述那次的宴会，而其中并无雪芹。周汝昌在新版《红楼梦新证》中说：

　　是诗（即《小诗代简》）稍后即有因敦诚寿日家宴之作，歷举座客，而无雪芹，是终未能至，必有故矣。（页七四五，参看《曹雪芹》，页一八五----一八六）

　　更有趣的是壬午论者也同样根据上述《懋斋诗钞》中的两首诗来加强雪芹卒於壬午除夕之说。兹引友人赵冈和陈钟毅两位的说法如下。他们两位在合著的《红楼梦新探》中说道：

　　在讨论《小诗代简》的写作年代以前，让我们先谈一谈胡适之先生的看法。很久以前，我们与胡适之先生通信讨论此事，胡先生表示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以前的看法，而接受周汝昌的癸未论。我们告诉胡先生，在未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以前，就放弃壬午諭，似乎嫌太早了。譬如说，即令《小诗代简》是作於癸未二月中旬，上距壬午除夕不过一个多月，会不会是敦氏兄弟尚不知道雪芹已去世？我们不能完全不估计这种可能性。雪芹迁居西郊后，与敦氏兄弟的往还已是很少。有时甚至一年多都未见面。敦诚、敦敏这段时期又经常往来於东皋间。我们同时向胡先生指出，在《小诗代简》一诗的稜两首就是《饮集敬亭松堂同墨香叔、汝猷、貽谋、二弟（荚时按：此处标点有问题，“二弟”两字即汝猷、貽谋两人，前已有敬亭，不须重出。）暨朱大川、汪易堂即席以杜句蓬门今始为君开分韵，得蓬字，之诗。……这次宴会只有七人参加，雪芹并不在内。有柬邀而未出席，是否雪芹已前卒？胡先生读过我们信后，果然就改变了主意，再度改回壬午说。我们提出此点，并不视为对癸未说的主攻，只是觉得癸未说在这里又留下一处破绽而已。（百八----一八三）

　　由此可见，无论是壬午论派或癸未论派都同样承认《小诗代简》和《集饮敬亭松堂》两首诗是密切相关的，前一首之邀柬即是为了后一首中所写的集饮。

　　我这一篇短文并不涉及雪芹卒年的问题，对士述两派更无意作左右袒。本文的目的仅在检讨这两首诗的性质，及它们之间究竟是不是存在著如两派所共同肯定的那种首尾相应的关係。

　　我们先看《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这是一首五言律诗，原诗如下：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
　　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
　　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
　　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懋斋诗钞》页九二，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此诗有地点和时间两个问题。先说地点。诗云：“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可见敦敏邀请雪芹到他家中去饮酒赏春。敦敏的住处名为“槐园”。敦诚的《四松堂集》（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一九五五）卷一《夜宿槐园步月》诗题在“槐园”下注云：“伯兄子明宅”可证，子明即敦敏之字也。同卷《山月对酒有怀子明先生》诗末注云：“兄家槐图，在太平湖侧。”又同卷《佩刀质酒歌》题下注云：“秋晓遇雪芹於槐园。”（此诗周汝昌新版《新证》定为壬午年作，页七四三）更可知曹雪芹大约是敦敏园中的常客。槐园所在地的太平湖是在当时北京内城西南角，乾隆时尚有水，槐园旧址据说在湖的东侧，但今天湖水已乾，什么遗蹟也看不到了。（见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十种》，页五一----五二）所以我们可以断定，“来看小院春”之“小院”便是太平湖侧的槐园。

　　其次再说时间。年份问题无法判断。如依癸未论，则此诗在癸未。但若《懋斋诗钞》为编年体之说有问题，则此诗的年份便无从解决，不过下限最迟亦当在壬午，上限则不敢说了。月日比较清楚，即“上巳前三日”）。周氏据《爱新觉罗宗谱》，知敦诚生於雍正十二年甲寅（一七三四）三月初一日，如此诗作於癸未（一七六三），则适当敦诚三十整岁的生日。（见《曹雪芹》，页一八五註一）唯周氏说《小诗代简》是敦敏準备於癸未三月初一日为敦诚作寿，则推断仍欠精确，（见《新证》，页七四四）“上巳前三日”只能是初一的前一天，亦即二月的最后一日。（这一点曾次亮已看到，见《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讨》，收入《红楼梦研究论文集》，页一六二：）故依癸未论，此次宴会也祇是世俗所谓“暖寿”，而不是正式的寿筵，周氏断定此次柬邀雪芹与敦诚的生日有关，是一个合理的推想。但仅凭此诗，我们并不能说它一定是癸未年的事。因为依照通常过九不过十的习俗，则此诗也可以是壬午年为敦诚二十九岁“暖寿”的邀柬。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第二首诗。原诗如下：

饮集敬亭松堂，同墨香叔、汝猷、貽谋二弟、暨朱大川、汪易堂即席以杜句“蓬门今始为君开”分韵，得“蓬”字。

　　人生忽旦暮，聚散如飘蓬。
　　谁能联同气，常此酒杯通。
　　阿弟开家宴，樽喜北海融。
　　分盏量酒户，即席传诗筒。
　　墨公讲丰韵，咏物格调工。
　　大川重义侠，击筑悲歌雄。
　　敬亭妙挥洒，肆应才不穷。
　　汝、貽排酒阵，豪饮如长虹。
　　顾我徒老大，小投晰雕虫。
　　最后易堂至，谐谑生春风。
　　会者此（按：“此”字原作“唯”字，用墨笔涂改。）七人，恰与竹林同，
　　中和连上巳，花柳烟溟濛。
　　三春百年内，几消此额红？
　　卜昼更卜夜，拟宿松堂中。
（《懋斋诗钞》页九三----九四）

　　这首诗除涉及地点和时间以外，俺有人物的问题。这次集饮的性质必须把这三个问题都解决了之后，才能得到澄清。

　　先介绍一下会中的人物。敦敏、敦诚两人可以不必说了，其餘的人都可以在《四松堂集》卷一的各题诗注中得其姓名。墨香即额尔赫宜，虽是二敦之叔，年龄却比二敦为小（据《爱新觉罗宗谱》，他生於乾隆八年----一七四三，见吴恩裕《十种》，页一三八）。汝猷是二敦的四弟，名敦奇，即《宗谱》中的“敦祺”，他们三人都是瑚玐的儿子。貽谋名宜孙，是二敦的从堂弟，乾隆五年（一七四○）生。朱大川名渊，又号相崖，善画。汪易堂名苍霖，《懋斋诗钞·送汪易堂南归省亲》第一首诗中有“西湖有旧庐”之句，敦诚《鷓鹊菴笔尘》称他是“钱塘汪易堂”（《四松堂集》卷五），可知他是浙江钱塘人。我们关於此七人的背景，所知大体如此。从《懋斋诗钞》和《四松堂集》来看，他们是常常在一起饮酒赋诗的朋友。（下文再详）

　　其次再说地点，诗题为《饮集敬亭松堂》，诗中又有“阿弟开家宴”之句，可以确定饮集是在敦诚的住处，即四松堂举行的。敦诚曾撰有《四松堂记>）一篇（见《四松堂集》卷三），说四松堂即是“旧日之西园”，但已楼倾池平，仅存卧云洞、薰风谷、控鹤岭、鱼乐国诸遗跡。他在《宜閒馆记》（《四松堂集》卷三）中记四松堂的景緻道：

　　壬午春构小室於四松之南，褕柳荫其阳，蕉棠芳其阴。

那麼四松堂究竟坐落何处呢？敦诚在《鹪鹊菴笔尘》中说：

　　先大人予告后，於城西第筑园亭以养疴。有堂曰静补、亭曰褕荫、谷曰薰风、臺曰雨舫。

以《笔尘》与两《记》互证，可知四松堂即其家旧园；因在城西，所以叫做“西园”。（他的过继的祖父且有《西园诗钞》，亦见《笔尘》。）

　　最后我们要考虑一下时间问题。周汝昌定此宴为癸未三月初一的敦诚寿筵，其说如下：

　　诗中“阿弟开家宴”，正说明是敦诚寿辰。诗中又有“中和（二月初一日）连上巳（三月初三日），花柳烟溟濛”句，以见时近上巳节，亦正与“上巳前三日”相衔接。（《曹雪芹》，页一八六、註三）

　　这次“家宴”是否为敦诚寿辰，稍后再论。但周氏把“中和连上巳”和《小诗代简>）中的“上巳前三日”等同了起来显然是缺乏根据的。他说“时近上巳节”是不错的，但是对於“中和”节却没有交代。如果这次宴会的时间是三月初一，它上距二月初一已相去一个月之久，诗中何以还要提及“中和”呢？所以仅从“中和连上巳”一句，我们已可初步断定它必是在这两个节日的中间的一天，更準确地说，应当是在二月的中旬。只有这样一个日子才能把中和与上巳“连”起来。

　　在我还没有列举其他强证之前，仅凭我们对於《小诗代简》和《饮集敬亭松堂》两首诗本身的分析，我们已可从地点和时间两方面制断此两诗之间并无相应的关係。敦敏的《小诗代简》是邀请雪芹到京城西南角的“槐园”去赏春的，而敦诚“家宴”则举行在城西的四松堂。这两个地方相距纵不甚远，恐亦非数步之遥。在交通不便的当时，如何能临时改换宴会场所，并且主人也从敦敏改成敦诚，这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事。试问照周汝昌的说法，如果雪芹决定前来赴宴，他究竟是去槐园呢？还是去四松堂呢？此其一。以时间而论，敦诚家宴也较敦敏招饮雪芹的日子为早，这两首诗所讲的集会绝不可能是同一的。此其二。再就“饮集”一诗来看，其中曾记“易堂最后至”，然竞无一字提到雪芹获邀未至的事。这也可见上述两诗之间并无关係。此其三。

　　但是要彻底澄清这次敦诚“家宴”的性质，我们的讨论便不能限於上引的两首诗。我们必须对二敦兄弟的诗集作通盘的检查，看看其中有没有和《饮集》一诗性质相近之作。我自己检查的结果发现另有两首诗具有无比的重要性。第一首见於《懋斋诗钞》，题目如下：

　　二月十五日过松轩，（按：即松堂，前引《钦集》诗与“松堂”亦钞作“轩”字，由敦诚用墨笔涂改为“堂”字。）忽忆去岁亦此日同敬亭、貽谋、大川小集松轩，用阮亭集中韵，各赋七律一首，转瞬一年矣。因用杜句“花枝欲动春风寒。分韵，余得花字。（页六十五）

　　第二首诗则见於《四松堂集》卷一，亦抄其题及注如下：

　　仲春望日草堂集饮分韵，得枝字，去年此日诸公过草堂，用王阮亭韵纪事，瞬息一载。今年此日诺公復集草堂，追念昔欢，恍如昨日。未卜明春风光人事，更復何如，因以。花枝欲动春风寒”平声字分韵。

　　两诗题注在证，可确知即是同一诗会。“仲春望日”即二月十五日，此时合一也。同用杜句“花枝欲动春风寒”，此韵合，二也。“草堂”即松堂，乃敦诚的谦词，此地合，三也。敦诚诗题未注明“诸公”为谁，但必不能异乎敦敏之所举者，此人合，四也。

　　把这两首诗和前引《饮集》诗配合起来看，便立即可见《饮集》诗的“中元连上巳”一句正是指的二月十五日。这一点弄清楚了，其他一切也都迎刃而解，而用杜句“蓬门今始为君开”分韵尤其一个很明显的特色。

　　由於二敦这一羣诗友至少曾一连三年举行过二月十五日的松堂分韵诗会，我们可以顺便讨论一下年份的问题了。文学古籍社影印的《四松堂集》考不出年代先后，我们仍只有从《懋斋诗钞》著手。但因《古剎小憩》一首下面的“癸未”两字有过贴补的痕跡，因而成为聚讼之所在，我暂且撇开“癸未”以下的诗篇，从前面开始检查，我反覆查对的结果，深信《懋斋诗钞》中的四季时序大体士确很分明，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出在年份方面是否也有大体士的次序。《诗钞》中第一个明显的线索是“丁丑榆开除夕，同易堂、敬亭和东坡粲字韵诗，回首已三年矣”。（页二四丁丑除夕再过三年只能是庚辰（一七六○）。庚辰一年的篇什中包括了几首很重要的有关曹雪芹的诗，如“过明君琳养石轩”及“题芹圃画石”都在内。周氏繫此两诗在庚辰，并说“由集中年份推之，粲若列眉”（《新证》，页七三四），的确不错。

　　第二个线索是“上元夜同人集子谦瀟洒轩徵歌，回忆丙子上元，同秋园徐先生、妹倩以寧饮瀟洒轩，迄今已五阅岁矣。”（页四三----四四）丙子再阅五岁，恰是辛巳（一七六一），与上一年庚辰诸诗相衔接。从这一首诗一路数下去，在页六○上有《访曹雪芹不值》，那正是辛巳冬日之作，因起句即是“野浦冻云深”也。再翻一叶（页六二）是《送二弟之羊房》，起句为“帝京重新岁”，那就进入壬午（一七六二）年了。而“二月十五日过松轩”分韵赋诗一首正紧接在一整叶之后，故可确定为壬午之作。这首诗确定之后，下一首《饮集敬亭松堂》便非繫於癸未（一七六三）年不可。为什麼呢？理由如下：《二月十五日过松轩》诗和敦诚《四松堂集》中的《仲春望日》诗都说去年此日同用王渔洋句分韵赋诗，不更前溯，可见辛巳年二月十五日是二敦与诸诗友第一次举行这样的诗会。而敦敏在《二月十五日过松轩》诗中有句云：

　　更期明岁今朝约，竹径传杯兴倍赊。（页六六）

可证他们在壬午二月十五日聚会时已预先定下了次年癸未同一日的诗约。这就是《饮集敬亭松堂》的敦诚家宴了。

　　所以由於敦敏诸人这一连三年的二月十五日诗会，我们现在可以完全断定《懋斋诗钞》是一部大体编年的集子，无论《古刹》下“癸未”两字的贴补是怎样来的，总之，自《古剎小憩》以下的诗大体上应属癸未的作品，但是这种大体的编年并不能排除有偶然误编的可能性。《小诗代简》既与《饮集敬亭松堂》一诗完全无涉，它当然也有可能是壬午之作而误编入癸未年之内的。本文的考证虽不见略有助长癸未论的威风之嫌，但并不能由此而断定曹雪芹卒於癸未。我在开始时便已表示过，考证卒年不是我此文的目的所在。

　　最后，让我再回到主题，总结一下何以《小诗代简》和《饮集敬亭松堂》绝无可能有任何关係。我们已看到，这个诗会在辛巳、壬午两年举行的时候只有敦敏、敦诚、貽谋和朱大川四个人，故一句七言诗只用“平声字分韵”。到了癸未年，与会者则增加到七个人（墨香、汝猷、汪易堂似是新参加的）。这个数字值得注意，因为“蓬门今始为君开”七个字只够七个人分韵，再多一人便要重韵了。所以诗中“作者此七人”的“此”字原文是“唯”字，到编集时始由敦诚改定。不但七人恰可各分一韵，而且又符同“竹林七贤”（“恰与竹林同”）和《论语》中的“作者七人矣”。这个诗会自始便不包括雪芹在内，癸未年也未尝邀雪芹参加，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因此无论就时间、地点、人物、聚会的性质来说《饮集敬亭松堂》之诗都与《小诗代简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小诗代简》也许是敦敏在槐园为敦诚“暖寿”的请柬，雪芹究竟赴宴了没有，我们根本不知道。但是把癸未二月十五日的敦诚家宴当作敦敏为敦诚暖寿的聚会则是十分荒唐的错误。别的不说，我们至少也该想想，怎么哥哥请人“来看小院春”一下子变成了“阿弟开家宴”？胡适之先生如果真是因为看了这两首诗竞从癸未说再改回壬午论，那么这位红学考证的开山人物就未免太令人失望了。

　　《四松堂集》和《懋斋诗钞》两集早已被红学考证家搅翻过无数遍了，想不到其中还存在著这样严重的曲解。我个人一向信任红学考证家，所以平时只是对他们结论择善而从，根本就不想再去查勘原始资料。现在因偶然的机缘读了这两部集子，发现情况并不像我假定的那么乐观。这真是很使人洩气的事。我揣测这种错误的產生，主要是由於曹雪芹的傅记材料太少，而红学家求证之心又太切，因此有时便不免将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无关的材料也都看成相关的了。让我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敦诚《鰭鹊菴杂诗》中曾保留了两首輓曹雪芹的诗，智不见於刻本《四松堂集》。这两首诗的重要性自然是不用说的了。其第二首的第一句“开箧犹存冰雪文”，吴恩裕特加重视，认为“十分可能是指雪芹所撰的《红楼梦》稿本”。（见《十种》，页八）其实这全是无根据的猜想。《四松堂集》卷四《哭復斋文》中说道：

　　未知先生（指復斋）与寅圃、雪芹诸子相逢於地下作如何言笑？……僕近辑故友之诗文，凡片纸隻字寄宜閒馆者，手为录之，名曰：《闻笛集》。……从此即过西州门，亦不痛哭而返也。（并可参看卷三《闻笛集自序》）

　　读了这一段文字后，让我们再看全诗：

　　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
　　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竞负君。
　　鄴下人才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
　　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

　　诗、文互勘，可知即是一事。“开箧犹存”的“冰雪文”岂不明明白白地指“山阳残笛不堪闻”的《闻笛集》吗？《闻笛集》中有雪芹的诗文，輓诗特郑重及之，这怎么可能与《红楼梦》稿本扯得上关係呢？从这一错误的前提发展下去，吴恩裕甚至认为永忠《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也和敦诚箧中所藏的“冰雪文”大有关係。（见《十种》，页六○）红学考证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现在竟变得和旧索隐派一样地在那里捕风捉影了，这一事实岂不值得我们深深地警惕吗？

　　我决无意贬斥近代的红学考证工作。近五、六十年来红学考证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无可否认的。但是这种考证主要是建筑在材料的基础之上。在新材料的发现愈来愈困难的情况下，考证派的红学家便不兑要在已有的材料士多打主意，希望从其中逼问出更多的消息。其结果则是有的材料被迫而夸张供证，有的更弄得屈打成招。这样的情形在研究曹雪芹家世的时候尚不甚显著，伹在企图指证《红楼梦》为曹家的真人真事时便豁露无遗了。尤其是为了找出脂砚斋与畸笏叟究竟相当於曹雪芹的什麼人，红学家简直完全离开了考证学的正常轨道，在那裹大变魔术，正如善博者之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一般。这就不是“实事求是”、“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了。

　　我曾说，“新材料的发现是具有高度的偶然性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有其极限。一旦新材料不復出现，则整个研究王作势必陷於停顿。考证派红学的危机一一技术的崩溃，其一部份原因即在於是。”（《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而“传记说”的成见则更加深了这一危机。原因很简单：“传记说”使得有些红学家迫不及待地要去填补曹雪芹生活史上所留下的大片空白；在真材料过份缺乏的情况下，偽材料和不相干的材料有时竟也乘虚而入。本篇考证《懋斋诗钞》中有关雪芹生平的两首诗，便是红学家以不相干为相干的一个具体说明。


后记：关於《八旗丛书》清抄本《懋斋诗钞》

　　《懋斋诗钞》是周汝昌最先发现的。但他所见的本子并不是后来文学古籍刊行社在一九五五年影印的稿本。周汝昌记他所见的本子如下：

　　这部诗钞，不是敦敏的底稿本，而是钞本，和一些旗人的作品，收在一起，叫做《八旗丛书》，纸墨还都是很新的，是清末人所录。敦诚的诗，外面题泎《懋斋诗钞》，里面题作《东皋集》，不知是二者即一，还是后者乃前者的一部分？前面有敦敏一篇自序，说从戊寅年到癸未年，常常来往於东皋，於癸未年夏，把诗编成这个集子，但诗却包括癸未年以后的。……诗是按年编的，有条不紊，这於考证，非常要紧。（《红楼梦新证》旧版，页三五）

　　但据吴恩裕《懋斋诗钞稿本考》云：

　　《红楼梦新证》作者引用“秘笈”《懋斋诗钞》，是前燕京大学所藏的一个抄本。……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个抄本……被人攫取走了。（见《有关曹雪芹十种》，页二二）

　　可见后来许多人讨论曹雪芹的卒年问题，所根据的都是影印本，而没有人再看到过《八旗丛书》了。而且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八旗丛书》本祇是照著影印的底本清抄一过。现在底本既已出现，则清抄本已无大价值可言了。

　　最近我偶然在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中见到了这部《八旗丛书》，是珍藏在善本室中的一部书，其中第二十七册正是《懋斋诗钞》。取而读之，原来恰是当年周汝昌所发现的本子，不料三十年后我竟无意中见之，真是一种意外之喜。今年秋季恰好友人劳延煊兄来哈佛任教半年，我们两人费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用刘向“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的办法校赚了此本与影印本的异同。现在我把这一次校勘的结果简单地写在下面，以供治红学者之参考。

　　《八旗丛书》本《懋斋诗钞》有藏书章两处，一是“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可证即周汝昌所见之本，一是“富察恩丰席臣藏书印”，当是丛书原收藏人的图章。富察是满族的族名，恩丰是名，席臣是字，取席丰履厚之义。据崇彝的恩丰小传，知他卒於民国十九年庚午，则此抄本的年代是很晚的。

　　卷首在《东皋集》之后的敦敏小序，起句较影印本多“戊寅夏”三字，中间“癸未夏长日如年”句，“癸未”两字在影印本係由“庚辰”贴改，这两处不同的地方早已为红学家所注意。值得指出的是影印本起始确无年代，至於跨加“戊寅夏”三字（未印出）则不易断定是出自何人手笔。（吴恩裕《十种》，页八八）仅此一点已可见两本原有出入。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影印本看成《八旗丛书》清抄本的祖本。

　　清抄本与影印本最大不同之处是少收了两首诗。影印本页三九《敬亭招饮松轩》和页八一《八里庄望山》，都不见於清抄本。伹影印本在《八里庄望山》一首之上有敦诚眉批“选”字，且加双圈。如清抄本的祖本即是。影印本，则此首无论如何不应漏去。

　　以编次而言，两本大体相同，唯一不同之点便是红学家争论过的《题画四首》。这四首诗在影本是紧接在《饮集敬亭松堂》之后，下接《题朱大川画菊花枝上一崔》。（页九五----九六）其剪贴移动的跡象尚宛然可观。在清抄本中，《题画四首》则置於《题朱大川昼菊花枝上一雀》一首之后。这四首诗有人据《四松堂集》定为壬午之诗。但吴恩裕认为敦敏题诗也未尝不可能晚一年，在癸未。（《十种》页八五）另一个可能则是敦敏编年时误记晚了一年。因为这种《题画》诗与纪事诗不同，整理时误记的可能性比较高。

　　两本的异文则甚多，我不能在这里写详细的校记。兹举《二弟病足诗以慰之》为例。影印本（页四九----五○）共圈删了六句诗，清抄本都保存了。第二句“摩挲病脚日阳前”，清抄本“日阳”作“朝阳”，似较佳，颇疑“日”是笔误。第五句影印本“自古诗人多此疾”，清抄本“疾”作“病”字，但与下一句“君今同病应相怜”重复。最不同的是倒数第三句。影印本“赠君一言应怡然”的“应怡然”三字原作“还自怜”，清抄本则是“君勉旃”。清抄本似是最早的写法，“还自怜”则是第二次改稿，但因与“君今同病应相怜”重出，因此最后定为“应怡然”。这个例子最可以说明清抄本的祖本此影印本为早。

　　有影印本有题无诗而清抄本则并题亦无之者，如页一一三之《同敬亭、貽谋、大川载酒游潞水，时三月五日也。分韵得东字》即其例也。又有影印本有诗无题而清抄本尚存其题者，如前者页四三之《入春已十日》五言一首，读清抄本始知即以首二字“入春”为题，是也。

　　此外尚有影印本已涂去之句，清抄本郎不录入之例。如影印本页九一之“尽欢及童僕，并许预其筵”，“始犹隙地觅餘粒，继皆摭窃逞豪强”，页一○二之“此病虽云天之殃，鬼行凭人殊孥攫”，清抄本皆已不见痕跡也。

　　总之，以上各种例证都祇能说明清抄本绝非以影印本为祖本而照录一过。相反地，清抄本所依据者乃在影印本涂改前之一种改本。就这一点说，这个清抄本仍有其独立的价值，不能因为我们已得见敦敏的原稿本而弃之不顾也。

　　这两个本子既为独立的两个系统，而编诗的次序大体一致，则《懋斋诗钞》是编年体，其可靠性又增加了一分。

　　据我的制断，《懋斋诗钞》并不是“残本”，而是敦敏一生中某一阶段的诗集，这一阶段他自己称之为《东皋集》，上限是戊寅（一七五八），下限大约在癸未（一七六三）或甲申（一七六四）左右。其餘各阶段谅必以别的称号名“集”，但现在已失传了。《钦定熙朝雅头集》首集卷二十六一共收了敦敏的三十五首诗；其中除极少数外皆不见於今本《懋斋诗钞》，可见其中必多《东皋集》前后之作。其第一首《怀敬亭时住喜峯口》即早於戊寅也。又当附及者，《雅颂集》所收第二首诗正是《二弟病足诗以慰之》之作。以《雅颂集》本校之《懋斋诗钞》影印本，除“多此病”之“病”字异於影印本之“疾”字一处外（可能手民之误？），其餘影印本所删六句全已不见。这也是清抄本的祖本早於影印本之一强有力的证据也。

　　《八旗丛书》清抄本《懋斋诗钞》的再发现还是很有意义的事。三十年前周汝昌初见此本时，他并没有想到将来会出现另一个作者再度修改的稿本，也没有想到《八旗丛书》本会失踪。因此他对原本没有作更详细的记录，以致后来在“癸未论”与“壬午论”的争辩时期，他已无法根据两本的异同来讨论《诗钞》的编年性质。而一般红学家也都假定清抄本是以影印本为祖本的，这使清抄本的真正价值大大地受到了损害。清抄本纵使过录的时代稍晚，但它的祖本却此影印本为早，这是不成问题的。

　　关於《八旗丛书》如何从燕京大学搬到了哈佛大学，我本来也是很不解的。幸而哈佛燕京图书馆原任馆长裘开明先生依然记得这段经过。裘先生告诉我，这部书本是哈佛燕京社购买的，存在燕京图书馆，因为当时这两个图书馆原是互通有无的机构。大概在一九四八年这部丛书才运到了美国，存放在善本书库里。我觉得这本书还有很高的剩餘价值，所以特别写了这篇《后记》，以备红学家参考。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四日凌晨英时记


附言：
《后记》排印后，我才发现友人赵冈兄《懋斋诗钞的流传》一文（收入《红楼梦论集》，臺北，一九七五年），原来他在一九七二年已先我发现此本了。他的讨论和我颇有异同，读者可以参看。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臺北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