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的文学血缘联系，既表现在以《传奇》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上，又体现在红学专著《红楼梦魇》中。60多年来，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学界针对此项专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1943年至1949年的惊艳期，1950年至1979年的重现期，1980年至1999年的发生期，以及2000年至今的延续期。惊艳和重现其实都是酝酿过程，人们在惊叹着一个绝代才女的文学传奇，谈论着她师承曹雪芹的成败得失。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此项专题研究才正式确立，并逐渐展开。进入21世纪，学术讨论仍在继续。其间有显著的成绩，丰富的经验，也存在一些缺憾。
关键词：
曹雪芹、张爱玲、《红楼梦》、《传奇》、红学
张爱玲与《红楼梦》，这个论题属于曹雪芹对现代作家的影响研究，也可以纳入红学史的学术范畴----毕竟张爱玲有专著《红楼梦魇》传世。曹雪芹对20世纪作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目前已为学界所关注。此项专题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一方面，它有助于学者回归《红楼梦》文本，从小说批评的角度开拓红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促使我们辨析文学传承的内在理路，明了其中的成败得失，为当代及后世小说家的艺术创作总结一些具体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对中国文学总体水平的有效提升，贡献学术上的参考意见。
众所周知，20世纪的中国小说家普遍怀有一种《红楼梦》情结，张爱玲尤为突出。曹雪芹的这部未完之作，伴随了张爱玲的一生，深刻影响了她的小说创作。人们早已注意到张爱玲那挥之难去的“红楼梦魇”，不过，跟“张学”的热闹与红学的拥挤相比，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关系的研究便显出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意味了。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这方面的讨论才逐渐形成红学专题。为了全面了解有关情况，我们尽可能广泛地搜集了两岸三地（大陆、台湾、港澳）及海外的学术资料。现在作一番爬梳整理，并加简要评说。
惊艳期（1943--1949）
1943年，张爱玲在《紫罗兰》、《万象》、《杂志》等刊物上陆续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中短篇小说，次年结集为《传奇》。张爱玲一鸣惊人，宛如七色彩虹划破天空，引起了文坛的瞩目与骚动。直到上海解放，方归于沉寂。可以说，那是一个绝艳惊才的时期。
此期对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关系的谈论，严格讲还难称研究。只有为数不多的零星言语，混杂在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评论之中。周瘦鹃、傅雷（迅雨）、胡兰成、苏青、沈启无等学者文人，纷纷发表书评，有赞誉，有提醒，也有殷切的期望。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傅雷于1944年5月发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此文以近万字的篇幅论述了《传奇》中的重要作品，肯定了作者的实绩，褒扬了她的才华，同时也指出了张爱玲一味追求技巧的创作倾向。傅雷给予《金锁记》以极高的评价，称其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是“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其“新旧文字的糅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然而，对于《连环套》，傅雷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批评说：
她的人物不是外国人，便是广东人。即使地方色彩在用语上无法积极地标示出来，至少也不该把纯粹《金瓶梅》、《红楼梦》的用语，硬嵌入西方人和广东人嘴里。这种错乱得可笑的化妆，真乃不可思议。
……
文学遗产的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另一危机。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上来，虽在适当的限度内不无情趣，究竟近于玩火，一不留神，艺术会给它烧毁的。旧文体不能直接搬过来，正如不能把西洋的文法和修辞直接搬用一样。何况俗套滥调，在任何文字里都是毒素！希望作者从此和它们隔离起来。她自有她净化的文体。①
傅雷显然已经注意到，《红楼梦》等“旧小说”对张爱玲的创作施加了直接影响。傅雷精于西方艺术鉴赏，通晓法国语言文学，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深受外国文化的浸淫。他在解放前译出的一系列作品，比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等，为读者所熟识。也许得益于翻译家对语言的特有敏感，傅雷发现了张爱玲小说在文字上的《红楼梦》印记，并给予了褒贬参半的评价。习惯了西方文学的审美趣味，又使他以一种近乎武断的态度来评判张爱玲与中国文学遗产的关系。毋庸讳言，完全否定《红楼梦》等“旧小说”对现代文学的借鉴作用，恐怕有简单化之嫌。
继而，两位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专家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谭正璧说：“作者本是位有着多方面修养的艺术家，善绘画，又好音乐，在文艺上又善于运用旧文学遗产。她熟读《红楼梦》，也熟读《金瓶梅》，这两部最长于描写女性和情欲的过时的伟大作品，却给了她以无限的语汇，不尽的技巧。所以新旧文学的糅合，新旧意境的交错，也成为作者特殊的风格。然而糅合只是糅合，交错只是交错，无限量的运用便要成为滥调与俗套，本是赖以成功的因素，往往就会是招致失败的绊脚石。”②吴小如评价张爱玲：“受到环境的桎梏，使她陷入颓靡的情热中，染上了过于柔腻俗艳的色彩，呈现出一种病态美的姿颜。她凭吊旧时代、旧社会、旧家庭、旧式的男女，诚然亲切、真挚、缠绵到一往情深；可是她自身的气质丰采，却始终不能自拔于《红楼梦》型窠臼之外。”③后来，谭正璧著有《话本与古剧》、《古本稀见小说汇考》、《三言两拍资料》等，吴小如则有《中国小说讲话及其它》、《古典小说漫稿》等。应该说，他们都是相当重视“过时的伟大作品”的。对于张爱玲师承曹雪芹，连谭正璧、吴小如都流露出微词訾议，把《红楼梦》的风范当作“窠臼”，那就难怪别人一再予以诟病了。
作家马博良（马朗）在激赏《倾城之恋》题材新颖、技巧圆熟、文笔细腻及人物性格刻画到位的同时，也指出：“疵点不是没有的，在作者的作品里很容易找出一些别的小说名作留下来的影子。……最近发表的《金锁记》也有《红楼梦》的影子，据说女主角曹七巧实在是王熙凤的化身。这样虽然无损于作品的成功，但于作品的身价却有影响。其次，作者喜欢用旧章回小说里的口气，加上现有的风派，长此下去，无异替自己套上枷锁。”④既然“套上枷锁”，张爱玲怎么会取得那么优异的创作收获呢？马博良的表述显得有些自相矛盾。前云南大学教授袁昌评论《传奇》说：“作品里以女主角占多数，以女人写女人心理，非常合适，像郭沫若所说的‘有另一种男人所缺乏的感觉’。譬如《红楼梦》，虽然是男人所写的，但只以男性的观察和体会来写女人心理，不若女人写出来的亲切。张爱玲和苏青都是替女人讲话，以微妙细腻的感觉写出来，是女作家的长处。”话讲得实在，看法也相当准确。另外，《小天地》主编周炳侯（班公）把张爱玲看作一位从西洋来的旅客，观察并描绘着她喜爱的中国，“她的笔法在模仿着《红楼梦》或者《金瓶梅》”。⑤张爱玲是《小天地》杂志的作者之一，周炳侯对她多有偏爱，见解也比较新颖独到。
当时最了解张爱玲的个人情趣的，当是她的男友（后为丈夫）胡兰成。他在《论张爱玲》一文中说：
张爱玲先生由于青春的力的奔放，往往不能抑止自己去尊重外界的事物，甚至于还加以蹂躏。她知道的不多，然而并不因此而贫乏，正因为她自身就是生命的泉源。倒是外界的事物在她看来成为贫乏的，不够用来说明她所要说明的东西，她并且烦恼于一切语言文字的贫乏。这使她宁愿择取古典的东西做材料，而以图案画的手法来表现。因为古典的东西离现实愈远，她愈有创造美丽的幻想的自由，而图案画的手法愈抽象，也愈能放恣地发挥她的才气，并且表现她对于美寄以宗教般的虔诚。⑥
沉迷于“古典的东西”，善于发挥自身“美丽的幻想”来编织“图案画”，确实是《传奇》的基本艺术特征。“古典传统+美丽幻想=图案画传奇”，这可以算张爱玲成功的一个秘诀。其中的“古典”，有唐诗、宋词、元曲，有《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海上花列传》，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红楼梦》。张爱玲对于《红楼梦》是“寄以宗教般的虔诚”的，以至形容为自己的“一切的泉源”。
其他如周瘦鹃说觉得张爱玲小说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Maughm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顾乐水（章品镇）说那“是太强烈的色与音的共鸣之潮的升华，是李义山诗‘蓝田日暖玉生烟’的境界，是一块手工的乡土风的彩锦”，沈启无说“她的文章是温暖的，有庄严的华丽，也有悲哀，但不是惨伤的凄厉，所谓‘众生有情’，对人间是有着广大的爱悦的”，苏青说：“作者把这些平凡的故事，平凡的人物描写得如此动人，便是不平凡的笔法”，东方蝃蝀（李君维）说那“非但是现实的，而且是生活的，她的文字一直走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句句都令人联想起《红楼梦》的色调、声响与氛围。⑦同时代读者的第一印象，往往少了些隔膜，多了些体贴。
在1943年到1949年之间的惊艳期，评论界已经注意到了《红楼梦》对张爱玲的深刻影响。虽然只是一些零星的散评，但从题材、语汇、意境、人物到总体风格，都已有所涉及。袁昌与周炳侯所揭示的张爱玲有别于《红楼梦》的女性感受和现代视角，尤其耐人寻味。尽管这些学者文人的评论大多还处于一种朦胧的即兴状态，往往像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并未形成对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关系进行专题研究的明确意识，但是，这些意见对于后来的学者却不无启示。
应该注意到，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推崇西洋文学艺术，鄙薄中国古代小说，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化思潮和社会风气。就连“新红学”的创始人胡适、俞平伯，当时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的评价，也是较低的。因此，在惊艳期谈论张爱玲师承曹雪芹的人士，对此多持谨慎保留乃至彻底否定的态度。坦率地说，这里面包含着诸多偏见，需要后来的研究者保持足够的学术警觉。
重现期（1950--1979）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张爱玲自感难以适应新的时代环境，两年后移居香港，后来又远赴美国，惊鸿游龙似地飞出了人们的视野。尽管还有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等作品问世，但已不能引起普遍的关注。她的生活由绚烂归于平淡，进入了沉寂期。1957年，由于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的大力揄扬，张爱玲的作品重新回到了港台及海外读者的视线里，在局部范围内恢复了对她的阅读与讨论。直到改革开放，海外信息流入内地，情况才发生变化。这中间的三十来年，可以说是对此前的惊艳期的一次重复。
夏志清的学术代表作是英文《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在这部著作中，夏志清不仅重点评介了鲁迅、茅盾、老舍、巴金等当红的文豪，也重新发现了一些被长期遗忘或忽视的作家，如沈从文、张天翼、吴组缃、钱钟书、师陀，还包括张爱玲。此书的学术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作者迥异于流俗时见的敏锐眼光上。1957年4月，其中评论张爱玲小说的两个章节提前发表在夏济安创办的《文学杂志》上，题为《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评〈秧歌〉》，由夏济安亲自译成中文。夏志清说：“后来我认识了好几位旅美小说家，他们都是读了我的文章后才去找张爱玲的作品来读的，而且他们自认在创作方面也受了她的影响。”⑧创作如此，评论自然也因此而在港台及海外恢复了。此期，台湾的水晶编有《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唐文标有《张爱玲研究》与《张爱玲资料大全集》，香港的宋淇（林以亮）等也对张爱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宋淇是一位红学名家，撰有《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红楼梦识要》等专著，他和夫人邝文美还是张爱玲的挚友。据夏志清回忆，张爱玲之所以占据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重要章节，起因正是宋淇的由衷赞许、热情推荐。
1961年3月，《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由耶鲁大学出版。在这本书里，夏志清充分注意到了《红楼梦》对张爱玲的特殊影响，概括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在于强烈的历史意识、丰富的想象、对人情风俗的熟练处理、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揭示，并称赞《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同时指出“这篇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受了中国旧小说的影响”。在探讨张爱玲与中外文学的关系时，夏志清说：
张爱玲受弗洛伊德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
……
张爱玲在《传奇》里所描写的世界，上起清末，下迄中日战争；这世界里面的房屋、家具、服装等等，都整齐而完备。她视角的想象，有时候可以达到济慈那样华丽的程度。至少她的女角所穿的衣服，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她详细描写。自从《红楼梦》以来，中国小说恐怕还没有一部对闺阁下过这样一番写实的功夫。但是《红楼梦》所写的是一个静止的社会，道德标准和女人服装从卷首到卷尾，都没有变迁。张爱玲所写的是个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为在变，所不变的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尔表现出来足以补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她的意象不仅强调优美和丑恶的对比，也让人看到在显然不断变更的物质环境中，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持续性。她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她认识过去如何影响着现在----这种看法是近代人的看法。⑨
夏志清把张爱玲对社会人生深刻透视的功夫，归功于熟读“旧小说”。他十分赞赏张爱玲丰富的视觉想象及细致的描写功力。在环境描写及意象营造方面，他对张爱玲的评价甚至高过曹雪芹，因为张爱玲表现了一个动态的世界。但说张爱玲“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似乎有过分褒扬之嫌。张爱玲小说中不时散发出的“旧小说”的气息，恐怕并非来源于张爱玲“强烈的历史意识”及“认识过去如何影响着现在”，而更多地还是出于她对“旧小说”的熟稔与迷恋。夏志清的这些论述，还较为散漫，不过也足以让人联想到张爱玲小说的叙事方法、行文风格、语言运用、表现手法等方面与《红楼梦》的血缘联系，对后起的研究大有启迪。由于语言、政治、交通、信息传播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这部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并未在大陆地区引起什么反响。
旅美著名作家白先勇是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撰有《台北人》、《纽约客》、《孽子》等小说，也曾染指红学，近年来特别热衷于青春版《牡丹亭》的普及工作。白先勇的小说创作深受曹雪芹的影响，曾在许多场合谈论自己与张爱玲“同出师门”的文学因缘，说：“她和我受《红楼梦》的影响都很大，所以我说我们同出师门曹雪芹。我和张爱玲在台湾有过一面之缘，1962年前后，我刚大学毕业，我们在一个桌上吃饭，我坐在她旁边。”⑩从口吻上品味，白先勇对于自己与张爱玲同拜曹雪芹为师，是相当得意的。他的小说创作开始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就读台湾大学外文系的时候，恰好那时夏志清论张爱玲小说的文字在台湾发表了，并轰动一时，白先勇肯定是读到过的。与王文兴、七等生等同时代、同地域的作家模仿西方现代派不同，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从起始阶段便自觉、自信地师法《红楼梦》，那多半是受了张爱玲的启示与夏志清的启发。事实上，长期以来，白先勇与施叔青、朱天心、钟晓阳、萧丽红、林裕翼等人一直被称为台湾文坛的“张派”，不是没有来由的。张爱玲师承曹雪芹，从而再使《红楼梦》影响到当代小说创作，这应该是张爱玲与《红楼梦》这个话题在后来越谈越热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港台及海外，《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使得张爱玲的声望日益攀升，针对她的研究也逐渐展开了。对此，夏志清当然持赞许的态度。1973年9月，他为水晶所编《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写了一篇序言，也是张爱玲研究的重要材料。此时，夏志清仍很看重《金瓶梅》、《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他说：“我相信她真的没有把西洋小说当学问研究过，像她下工夫精读《金瓶》、《红楼》一样。”又说：
当然，即使张爱玲今后搁笔不写，她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有了极高的地位，虽然她自己对作品留传的问题，“感到非常的不确定”。五四时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国以前的小说家，除了曹雪芹外，也还有几人在艺术成就上可同张爱玲相比？（当然不少古典小说，艺术成就虽不太高，在文学史上自有其重要的地位）。可惜，中国批评事业不发达，否则张爱玲这样光辉的成就，早应有好几本专书讨论它了。⑾
夏志清显然对同在美国的这位女作家是非常赏识的，语气未免有些夸张。张爱玲的小说成就是否真像夏志清所说的那么崇高，还可以讨论，无妨见仁见智。不过，有一点无法否认，《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别具一格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获得重新发现与肯定，夏志清的功劳首屈一指。他对于张爱玲小说与《红楼梦》之间传承关系的评点，无疑是很具慧眼的。
1973年底，著名“张迷”水晶所编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由台北大地出版社印行。在《跋》文中，水晶说：“张爱玲的小说外貌，乍看起来，似是传统章回小说的延续，其实她是貌合神离；她在精神和技巧上，还是较近西洋的。”⑿这种评价，乍看起来似乎否定了《红楼梦》等传统小说对于张爱玲所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其实，水晶不仅看到了传统小说对于张爱玲潜移默化的熏陶----“貌合”至少属于风格的相似，而且更进一步发现了张爱玲的现代风致。“貌合神离”一词，实际上高度凝炼地综括了张爱玲的小说风格，即古典风貌与现代精神的有机结合。
夏志清对张爱玲的慷慨赞誉，也招来了一些激烈反对的声音。1973年4月，台湾作家林柏燕推出《从张爱玲的小说看作家地位的论定》一文，举例说明李贺、曹雪芹、曼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生前都极不得意，甚至潦倒终身，但他们都是伟大的文学天才。相比之下，目前健在人世的张爱玲突然获得几乎与曹雪芹平起平坐的殊荣，很不公平。林文认为，夏志清是“建立张爱玲声誉的功臣”，其实，那无非是“捧捧自己的朋友”而已。⒀1974年底，林柏燕又发表了《张爱玲、〈红楼梦〉、郁达夫》一文，指出张爱玲的男女世界里只有丑恶，女性永远是受害者。张爱玲的象征手法，若以《红楼梦》相比，可说微不足道。此外，《红楼梦》有情、有欲、有悟，往往在“最最爱不释手”之际余味无穷，而张爱玲则一路奔向黑暗。林文还说，张爱玲的小说着重于表现纯女性的悲剧感，但是，如果置之于时代范畴来观照，则立即呈现为狭促而悬空的悲剧感。由于张爱玲是用“心眼”而非“视野”来写小说，所以，她笔下的女性往往妥协于命运，而且妥协得很窝囊。由此，林文断言，张爱玲的小说里没有情，所以张爱玲不是个温情主义者。⒁这些言辞都很尖刻刺耳，具有明显的情绪化的色彩。幸而作者还算理智，没有因为厌恶张爱玲而殃及曹雪芹与《红楼梦》。相反，林柏燕是用大观园的明媚与柔情来丑诋张爱玲小说的阴郁与冷傲。既然如此，两方面的对照效果起码是难以否认的。
唐文标是位数学家，酷爱文艺评论，也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与诗歌。他的《张爱玲研究》于1976年5月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初印，书中列举了一些张爱玲在《连环套》中模仿《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写法和用语，对傅雷于1944年所阐述的观点表示赞同。张爱玲曾在《自己的文章》中针对傅雷的批评作过辩解，对此，唐文标颇不以为然。他觉得那些辩解苍白无力，并说：
错误的地方不在采用过了时的辞藻。我也相信，词藻是不会有过时不过时之分别的。如果作者能小心去发掘，运用了五十年前香港人惯用的辞藻，半世纪前常谈的话题，旧日常见的事物，当时某一阶层人习惯的口语，那样的小说也许就成功了文学的再生手段，或可以表现一下社会从那个环境蜕变过来，又向那方向走？但不，作者却偷偷地抄袭了一些旧小说中的陈腔滥词，模仿古代人的口气，绝对不表现任何时空距离，刚刚相反，只把读者隔离，无从知道描写的是香港或那间鬼屋，也无法走入书本世界中去。
时代在进步，现代人自然有他们依凭的社会良心，有他们应该负责的社会使命，他们的立足点自有范畴，他们的写作也要以当代为归向。今人要想写唐代传奇，清末章回小说，或古代才子佳人的故事，曲水流觞的情操，恐怕是笑话罢了。⒂
唐文标对曹雪芹还算客气，没有点出《红楼梦》的名字，只说“古代才子佳人的故事”。他的苛评明显是在有意跟夏志清的揄扬唱反调，与傅雷当年的论述表面上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是，傅雷对张爱玲的评论是赞扬与批评兼具的，他的责难是建立在对张爱玲的充分赏识之上的，属于殷切期望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唐文标则放大了傅雷的贬语，对傅雷的观点是一种延续，也是一种歪曲。唐文标研究张爱玲，主要是持批判态度的，收集在《张爱玲研究》中的《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一文，可以看成他的代表作。此文对张爱玲小说的主题思想、故事背景、人物描写、技巧运用等，毫不客气地给予了全盘的否定。建立在这种基调上评说《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自然不会有什么正面的肯定。
相对于大陆地区长时间的遗忘，张爱玲在港台及海外提前迎来了重出江湖的机会。此次局部重出，类似于40年代的惊艳，人们对着一抹七彩斑斓的彩虹，目光中既有惊讶，也有迟疑。他们还来不及深入探讨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的确切关系，大体上回到了1944年以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为代表的学术语境当中。对于张爱玲师承曹雪芹，依然只是点到为止。不过，那显然不是简单的重复。夏志清的论述已然确立了张爱玲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不可忽视的地位，《传奇》将成为一个永恒的文学传奇，《红楼梦魇》将成为一个诱人的学术话题。尽管在大陆地区还处在沉寂期，但喧闹的清晨终有来临的一刻。
发生期（1980--1999）
就全国的范围而言，20世纪的最后20年才真正是张爱玲的重现期。大陆结束了十年浩劫，学术空气也自由了许多。1979年7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本在香港和台湾同时面世，迅即传入内地，从而掀开了张爱玲研究的新篇章。此前，长达30来年，人们似乎把她彻底遗忘了，各种现代文学史里根本就没有张爱玲的名字。改革开放后，学术界以不同的方式，从各个角度开始对她进行全方位的审视。一时间“张迷”成群结队，声势浩大。于是，关于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关系的专题研究，也随之浮出了水面。那些零星的言语已不胜枚举，这里主要评介学术专题性质的论著。
发生期在80年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术标志，是知名红学家吕启祥撰写于1986年的《〈金锁记〉与〈红楼梦〉》一文。这是迄今所知第一篇专门研究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关系的专题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吕文开篇说：
张爱玲这个名字在海外声誉很高，在国内过去一个时期却鲜为人知。以《金锁记》为代表的张爱玲的中短篇小说，虽然明显地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却又直接承受了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艺术传统。每一个熟悉《红楼梦》的读者，接触到张爱玲的作品，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之感。“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作家，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隐或显地受到《红楼梦》的艺术熏陶和滋养，这已经是文学史上的普遍现象。其中张爱玲小说同《红楼梦》的血缘关系十分令人注目，它应当成为《红楼梦》“影响研究”的课题之一。对于当代作家如何从《红楼梦》中吸取营养，也有启示。
接下来，吕文以翔实有力的文本证据，精细地剖析了张爱玲小说与《红楼梦》之间的血缘关系，说：“翻开《金锁记》等张爱玲的小说，给予人的一个强烈印象是，到处都活跳着我们见惯了的《红楼梦》的语言。那不是遣词造句的刻意模仿，而是从笔端自然流泻出来的，随同人物的口吻、声气、心态、神韵一齐呈现出来的活的语言。这是张爱玲自己的，又的的确确是从《红楼梦》化出的。”继而，吕文又论证了《红楼梦》中艺术形象的特殊气质对张爱玲小说人物的渗透，指出：“即使是某些现代味儿很足的篇章，行文当中也会忽然冒出《红楼梦》里的人物或用语。《倾城之恋》中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竟然说：‘你别枉担了这个虚名！’这不是晴雯同宝玉诀别时说过的话么？《五四遗事》中罗君的原配妻子‘忽然推进门来，插金戴银，穿着吃喜酒的衣服，仿照宝蟾送酒给他送了点心来’。凡此种种，都足以见出，《红楼梦》是怎样地渗透在张爱玲的创作生命之中，到了习焉不察、自然流泻的地步。”吕文还分析了张爱玲小说在意境构筑、气氛渲染、情节安排等方面所接受的曹雪芹的巨大影响，点出张爱玲的小说同《红楼梦》一样，“浸透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剧感”。作者还把张爱玲小说的取材以及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与《红楼梦》进行了细致对比，揭示了其中的异同点。在篇尾部分，吕文总结说：
张爱玲的成功非属偶然，以她的功底和才华，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养料当是因素之一。我们从《金锁记》等张爱玲的小说中，清晰地看到了《红楼梦》的巨大艺术投影；或者说《红楼梦》这棵根深叶茂的艺术大树，泽溉后世，它那富于生命活力的艺术种子，早已在中国现代小说包括张爱玲的小说中，开花结实，这对于当今的创作和研究，都应是一种有益的启示。⒃
吕文观点鲜明，阐释详尽，文笔畅达，确实是一篇上乘的学术论文。它的作者吕启祥原本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后转入《红楼梦》研究，颇受红学界尊重，在这个论题上具有明显的学术优势。加上身为女性学者，对张爱玲有着更深的理解，更多的同情。因此，这篇论文对于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大陆地区的学术研究一旦走上正轨，便能够迅速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吕文便是一个绝佳的例证。几乎与吕文同时，台湾女作家萧锦绵在《香港文学》上连载《张爱玲·红楼梦·海上花·情意结》，缕述了张爱玲那魂牵梦萦的“海上红楼”情结。⒄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却使读者对张爱玲小说与《红楼梦》之间的血缘关系进一步加深了印象。
进入90年代，对张爱玲与《红楼梦》研究的专题论文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1991年6月，北京图书馆副馆长金宏达（子通）发表《〈红楼梦〉·鲁迅·张爱玲》，明确指出了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的紧密关联，提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讨论张爱玲的作品，应该将《红楼梦》作为一个重要参照。金文说：“张爱玲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为《红楼梦》所哺育的现代作家，她的文字带有从荣宁二府熏染的浓厚气息。”一语中的。又说：
（鲁迅与张爱玲）这两位作家无论在研读兴趣抑或写作实践上，均对《红楼梦》表现出一份特别的向往与亲密。中国小说传统的绵延的线索，在他们这里或格外显眼，而其因应时代而作的更新与开创，也必定光彩焕然，因而，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衡定他们各自的地位，《红楼梦》是不可少的一个座标。
金宏达是一位现代文学专家，格外热衷于张爱玲研究，从他的眼中看出的张爱玲与《红楼梦》，自有非同一般的说服力。同年8月，赵为民和余韶文有《梦里多少半生缘----〈传奇〉与〈红楼梦〉比较谈》，首先把张爱玲与曹雪芹的身世、经历进行了对比，认为：“一切文学作品归根结底是作者主观意识的文字表现，有什么样的作者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品。所以，身世、经历、性情、修养、才华相近的作者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在主题与风格上往往也非常相似。”通过对比，作者归纳出了张爱玲小说与《红楼梦》之间的许多近似之处，如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多元化、理解的多义性、情爱及性爱主题的设计、人物塑造的悲剧性等。此文刊载于《红楼梦学刊》，对红学界有一定影响。⒅以上两篇论文表明，现代文学研究界与红学界，对于张爱玲与《红楼梦》这个论题，同时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学术兴趣。
其后，此项研究渐次展开，并因张爱玲的逝世而掀起了一个高潮。1996年初，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赵冈的《张爱玲与红学》讨论了《红楼梦魇》的学术价值，格外欣赏张爱玲对于语言的敏感。他认为，以往红学家只注意“南北兼用，但从来没有像张爱玲这样仔细挑拣过……从吴语出现之频率来推断各稿本成书之先后早晚”。身为作家，张爱玲对于语言的运用自然是相当留意的。同年5月23日至27日，由《中国时报》社主办的“张爱玲国际研讨会”在台北召开。台湾中央大学教授康来新提交的论文为《对照记----张爱玲与〈红楼梦〉》。康文开篇说：
“对照”是张爱玲的方法学。
她以参差对照书写小说，以参详对照考据《红楼梦》，最后则以“看老相片簿”的图文对照回顾并终结一生。
《红楼梦》未完，张爱玲未完，两个文本，如何对照？从家族史对照人与人，从小说史对照文与文，从红学史对照评与评。
寥寥数语，概括了此项专题研究的基本套路。之后，康文联系张爱玲的家世生平，阐述了张爱玲小说的鲜明特色，及其与《红楼梦》的传统关联，并评价《红楼梦魇》说：“平心而论，梦魇思维并非井然有序。参详则往往琐细絮繁，对照则不免跳脱夹缠，‘平淡’未必，‘自然’则有之，似是跟着感觉自然走……尽管难读不好看，但张爱玲的洞烛灵视，称之‘发现’、‘启示’红学应不为过。”此文感觉细腻，视野开阔，观点别致，很值得参考。台湾大学教授郭玉雯提交的论文为《〈红楼梦魇〉与红学》。郭文意在揭示《红楼梦魇》在红学发展历程中的革命性成就，说：“不论新旧红学都承袭了清朝乾嘉考证的学风，都不免将《红楼梦》看成是史料而不是小说。张爱玲对于胡适相当敬重，但是在《红楼梦》基本问题上，她是反对‘自传说’的，《红楼梦魇》中有一篇《三详红楼梦》，副标题正好是‘是创作不是自传’，这就是文学的角度而不是历史的。”讲的确为事实。又说：
基本上，张爱玲认为曹雪芹的几次改写，愈来愈进步，艺术成熟度也愈来愈高，这就是文学而非历史的考证。总括来说，红学走到《红楼梦魇》才真正还给《红楼梦》以小说的本来面目；对于曹雪芹的创作意图，以及他如何逐步建筑成这个艺术伟构，包括故事情节如何设计，人物个性如何雕塑，这本书提出了深具文学性的见解。
郭文将《红楼梦魇》放在红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力图准确把握张爱玲的红学个性，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⒆1996年底，郭玉雯又在《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发表了《〈红楼梦魇〉的考证意见与价值----以小处删改与后四十回问题为主》，集中评论张爱玲的红学特色。郭文认为《红楼梦魇》是以作品艺术为本位的，说：“法国学派‘发生学的批评’较侧重的是通过不同版本来研究作者的心理变化，张爱玲的注意力反而是曹雪芹的艺术修养如何逐渐提升，换言之，前者的重点仍然是作者，而后者的重心却是作品如何完美化的过程。”又说：
《梦魇》一书正属于文学的考证，张爱玲利用各种版本之间的对照，考察作者的修改过程，甚至讨论八十回后的可能修改情形；不但如此，她也探究了作者修改的原因，这必然会涉及到作者的创作意图与艺术构思……如果说要善用脂评，张爱玲比“新红学”诸君还要透彻，而且不是利用脂评来验证曹家历史，而是考核作者如何修改与为何修改的问题。总而言之，她的主要目标就是证明《红楼梦》是创作而非自传，是小说而不是曹家族谱或历史。
郭文从年龄、形象、情节、时序等方面总结了《红楼梦魇》对曹雪芹在创作过程中多次改易、分合与颠倒的分析，还归纳了张爱玲关于后40回版本、文字、作者的考据结论，并称赞“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中已采用西方的一些文学术语了，奇妙的是她能将小说批评语汇和脂评较传统的用词融会一处而不显矛盾”。⒇郭文态度严肃，行文规范，读者据此可以了解《红楼梦魇》的主要观点和基本特征。以上三篇台湾女学者的论文，奏出了海峡东岸的乐曲，与西岸的音符汇成了“张看红楼”的学术交响之声。
在1996年5月，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赵莎发表了《张爱玲与〈红楼梦〉》。赵文从悲剧意识、言情传统、女性形象、艺术手法等方面把张爱玲小说与《红楼梦》进行了对照。此文也提到了《红楼梦魔》。同年，吴敏《传统小说的现代性演进----论张爱玲与〈红楼梦〉》对比了张爱玲小说与《红楼梦》中的男性和女性，认为：“曹雪芹和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显然是哈哈镜里的尤物，而男性恰恰最大容量地承载着封建传统文化，男性的堕落意味着传统文化的随落，意味着作家对封建文明的失望和绝望。”对于女性，“曹雪芹更多地开掘着女性正面的美”，而“张爱玲则集中剖析女性反面的阴影并予以急切尖利的抨击”。吴文还从叙述视角、情节构成、性格展示、故事主轴及美学风格等方面阐述了张爱玲在创作技巧上对《红楼梦》的继承与革新。1998年，张园《乱世哀歌谁为悲----张爱玲与〈红楼梦〉的悲剧意识》认为，以人性为突破点写人生悲剧是张爱玲与《红楼梦》创作精神的核心，“张爱玲借鉴了古典悲剧中物欲的诱惑使人性沉沦的立足点，将封建余孽与‘现代文明’相杂糅，使人性特点更立体丰富；同时张爱玲继承《红楼梦》中的人生情理冲突悲剧并进行了重新锻造，将情理打成一片，表达对人性脆弱的洞悉。《红楼梦》立足于感性世界，指向虚无色空，张爱玲则回归于世俗真实，寻求对抗乱世悲凉的寄托。”张文从悲剧意识入手进行对比分析，颇具新意。1999年，高恒文《论〈传奇〉与〈红楼梦〉的叙述艺术》从叙述学角度进行阐释，得出了《传奇》叙述视角与结构都受到了《红楼梦》的深刻影响与启发的结论，认为张爱玲小说与《红楼梦》一样，都是惯常用全知视角进行叙述的，又经常在适当场合巧妙地进行视角转换，以作品中某一人物的角度进行叙述，取得了令人惊奇的艺术效果。同年，张树《古典小说智慧与现代生存体验的结合----张爱玲的红楼情结》着重挖掘了张爱玲小说所继承的《红楼梦》中传神的绘画式描写。[21]以上论文的切入角度各有不同，结论则是殊途同归的，大体上都肯定了张爱玲师承曹雪芹的创作实绩。
此外，有两部传记，也值得一说。其一是余斌的《张爱玲传》，此书最早由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海南出版社于1993年12月出版，书中的《十年一觉〈红楼梦〉》一文专门论述了张爱玲的《红楼梦魇》，谈到：“她（张爱玲）的考证不以发掘提供新材料见长，……她的考证也不以推翻权威，得出振聋发聩的结论为目标，在一些大的关节上（如八十回后故事的推断等）并不标新立异；”还说：“她的考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曹雪芹的创作环境和创作心理的推求，不仅凭着细读工夫从外部指陈各稿的演变之迹，而且从内部体察作者各次增删的用心，从而如何‘增删’之外，为何作此‘增删’也成了她的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22]余斌指出张爱玲的考证工作，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各种创作心态的揣摸、体悟和推理之中。这种观点提出得比较早，与赵冈、康来新、郭玉雯的论文形成了学术呼应。另一部传记是台北世界书局于1999年出版的，于青的《张爱玲传》有个副标题----《从李鸿章外孙女到现代曹雪芹》，直接称张爱玲为“现代曹雪芹”，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于青盛赞张爱玲说：“她熟读《红楼梦》，以至到了信手拈来，出神入化的境地。甚至以假乱真，用‘红楼’笔法，写现代情场，使人疑为幻觉，常常要惊奇，这不是发生在《红楼梦》里的人和事吗？”接着，作者又具体解释说：
在《金琐记》里，曹七巧的语言，也可见《红楼梦》里凤姐的精髓。当曹七巧被小叔季泽“假撇清”清白弄急了眼时，她张嘴就是：“老娘眼里揉不进沙子去！别说我是你嫂子，就是我是你奶妈，只怕你也不在乎！”将七巧的出身低下，泼辣、阴损全暴露出来。
张爱玲固然师承《红楼梦》，但当她年事渐长，学问渐丰后，她的“红楼”手法便平添了《红楼梦》所没有的现代韵致。
《传奇》里的象征，出自“红楼”的含蓄与奇特，却又染有现代主义意象，于是同是象征、暗喻、比拟，却给人参不透的迷幻境界。其中，最为读者们与评论家们称道不休的是《传奇》中关于月亮的意象描写。[23]
作为一部传记，能够将张爱玲小说与《红楼梦》之间血肉相联的文学渊源分析得如此简练清晰，委实难能可贵。翻阅了这部《张爱玲传》，读者对于“现代曹雪芹”这一称呼，至少就不会觉得突兀了。
正当《传奇》的艺术世界重现于故国的时候，张爱玲却悄悄地离开了人世。1995年9月8日，在洛杉矶的公寓里，她魂归离恨天，享年75岁。为此，台湾《联合文学》杂志立刻推出了纪念专刊，其中有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教授庄信正的《旧事凄凉不可听----张爱玲与〈红楼梦〉》。庄文回忆了张爱玲在撰写《红楼梦魇》期间与作者的交往与通信，对于“曹雪芹之后另一伟大的小说天才”的逝世表示哀悼。庄文说：“张爱玲首先是个天才创作家，《红楼梦》在她是‘一切的泉源’，所以才锲而不舍地‘十年一觉迷考据’，先后‘五详红楼梦’。她这本书另外一大贡献是以小说家的眼光深刻地探究了《红楼梦》的情节和人物。她认为‘《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性小说’。”[24]如果要了解《红楼梦魇》的成书过程，庄文及张爱玲的信札属于第一手材料。
张爱玲去世后，友人们遵照她的遗愿，将骨灰撒在了太平洋里。水晶说：“她选择‘撒骨灰’这样一条路来安排自己的后事，也是其来有自的。她热爱《红楼梦》，崇拜曹雪芹。《红楼梦》书中，黛玉的自挽诗《葬花词》这样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宝玉也常常把‘化灰’这两个字挂在嘴边，‘化灰’是宝玉的口头禅。她真是毫不愧疚地做了曹雪芹的忠实信徒。”[25]如果觉得于青的“现代曹雪芹”的称呼过于张扬，那么水晶所拟“曹雪芹的忠实信徒”该是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尊号了。
纵观1980年至1999年发生期对于张爱玲与《红楼梦》研究的基本状况，可以发现三个特点：一是宏观大于微观，即论者主要从总体上将张爱玲小说与《红楼梦》进行对比分析，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但具体性与深刻性都还有所欠缺；二是研究内容有些重复，由于动手较早，处于此项专题的上游，所以创新之处还是能够不断闪现；三是初步注意了艺术手法与悲剧内涵的对比，以及对《红楼梦魇》的研究，呈现出了由宏观向微观挺进的趋势。这个论题的进一步深入与细化，还有待新世纪学人的共同努力。
延续期（2000--2008）
从21世纪开始至今，张爱玲小说与《红楼梦》之间关系的研究，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学术上也就得以延续了。截止2008年6月，此期的论文已超过了20篇，还出现了一本专书。相对于上一时期，现在的切入角度呈现出了更明显的微观化的发展趋势，论述对象相对具体了一些。以下大致分为五类，分别予以评述。
第一类，人物形象对比。2000年10月24日至26日，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办了“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夏志清、刘绍铭、王德威、朱天文、温儒敏等出席了会议，作家苏童作了题为《张爱玲让我想起了林黛玉》的发言。他分析了林黛玉与白流苏的异同，还对林黛玉与张爱玲作了个性气质上的对照，指出“张爱玲的胸怀、心境以及冷眼看人的目光是黛玉式的”，她们同样自怜、自爱而又自尊，只是“现实的张爱玲比虚构的林黛玉强大得多，能干得多，她张扬了自己孤单的人格和尖锐的世界观”。苏文严格说来不算论文，更像随笔。一个酷爱描绘女性形象的“张派小说家”，《妻妾成群》（电影名《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作者，对于曹雪芹与张爱玲确实有着独特的理解。[26]刘立杰《撕开历史沉重的一角----论曹雪芹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意识》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对曹雪芹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对比，认为两位作家都把女性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执著于女性意识的觉醒。《红楼梦》记录了美丽女性存在的美好和毁灭的惨烈，属于男性对待女性态度的自我反省和拷问。张爱玲则着力刻画和揭露了女性人格中的缺陷及毁灭的荒凉，意在唤醒女性的自我救赎。郭海音《相看两不厌----张爱玲对〈红楼梦〉女性形象的承续与发展》从题材选取、主题设计、悲剧构成、性格塑造等方面阐发了张爱玲小说对《红楼梦》女性形象的继承。楚爱华《女性统治神话的张扬和终结----〈红楼梦〉和〈创世纪〉中两个祖母形象的文化比较》很有代表性，此文对贾母与匡老太太进行了平行分析，从时代氛围、家庭环境、人物素养尤其是女性主义的角度，对于两位同属大家族塔尖上的老祖母形象进行了剖析比照。作者认为贾母具有大家风范、理家才干，处处表现出富贵气象，代表了女性统治神话的极致。与之相对，匡老太太处于新旧交替时期，其失意与困顿暗示着女性统治神话的冷寂荒凉。但是，贾母最终也未能挽救贾府败落的命运，“贾母女性统治神话的悲剧是男性文明衰落的必然，是女性的性别悲剧的宿命体现，也是贾母对自身生命质量超越的悲剧。”匡老太太的统治悲剧则主要是由其性格因素造成的，“女人的‘心狱’及人性中刻薄虚荣、懒惰阴险等诸多的弱点，不仅使历史上的母亲神话得以解构，也是女性统治万劫不复的文化寓言”。楚文逻辑清晰，解析透辟，能够引人深思。[27]对比曹雪芹与张爱玲笔下的艺术形象，是一个精巧而实用的学术视角，今后还大有可为。
第二类，艺术手法对比。石梅琳《张爱玲小说与〈红楼梦〉之词语、词汇、时空比较研究》是台湾地区的一篇硕士论文。作者围绕语言运用和时空设置展开比较，其中关于时间意识的讨论新颖别致，说：“张爱玲的时间意识使得她对于蛮荒世界、断瓦颓垣的想象，与曹雪芹‘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颓废精神有着共鸣。小说没有英雄或大人物，张爱玲只以一贯的‘参差的对照’写小市民庸俗的喜怒哀乐，因为这样更能接近生活的‘事实’，而这样特立独行的写作风格，反让她成为《红楼梦》等世情小说的直系继承作家。”此文若能在语言和时空中二选其一，论题集中些，效果当会更好。曹芝兵《试论张爱玲小说对〈红楼梦〉月亮意象的继承和发展》从审美意象入手进行了一番比照，作者指出：“张爱玲小说中的月亮意象一方面承袭了《红楼梦》的悲凄的美学意蕴，为小说铺上一层苍凉的生命底色；另一方面，在写法上又表现出对《红楼梦》的继承和发展。她将自己那带有浓重的现代色彩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加工熔铸到月亮之中，使月亮意象呈现出鲜明的现代色彩。”此文的分析比较粗略，但角度把握得比较好。[28]上个世纪90年代末，已经出现了从叙事角度、描写技巧、语言表现等方面对张爱玲小说与《红楼梦》进行集中对比的论文。然而，进入21世纪，此类研究仍然比较薄弱，甚至显露出了水平下滑的趋势。这是相当遗憾的，需要更多的学者来参与补救。
第三类，悲剧精神对比。秦都雍《谈张爱玲与〈红楼梦〉的悲剧意识》认为：“《红楼梦》悲剧意识的深刻性在于展现了人性中情与理的冲突；张爱玲则既写了情在理的压抑下的跃动，又对情保持着超然冷峻的观照。”田美丽《论张爱玲小说与〈红楼梦〉的死亡意识》论述了曹雪芹面对死亡的超越意识。在他来看，人生只是轮回的一个阶段，死亡不是毁灭，而是从红尘世界退出。张爱玲则将死亡看作时间对人的精神和肉体逐渐侵蚀的过程，最终以肉体的死亡完成了它的最后一步。现代人对彼岸世界由衷怀疑，因而无法赋予死亡以实在意义，那便难免无奈地苟且活着。这使得张爱玲小说更具有悲剧性的消极。王艳《从日常生活叙事看〈红楼梦〉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指出张爱玲的小说继承了《红楼梦》描写日常生活悲剧的叙事法则，但《红楼梦》的叙述充满艺术和诗意色彩，而张爱玲的描写则阴暗悒郁，给人以无奈之感，强化了作品的悲剧风格。陶小红《一样的悲剧，苍凉的存在----张爱玲对〈红楼梦〉悲剧神韵的继承》则从存在悲剧的角度辨析了《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的影响。作者认为：“张爱玲的小说是继《红楼梦》之后的又一种存在悲剧。它与《红楼梦》存在悲剧的共性是：表现普通人在生存过程中无法回避和逃离的个体生命意志与生存有限境遇之间的必然冲突；在平凡事态中演绎人生悲剧，其矛盾冲突具有平缓性特征；悲剧的根源则来自永无止境的生存欲望的追求，以及自我获得的艰难。”[29]自王国维以来，曹雪芹的悲剧精神一直受人瞩目。张爱玲在这个方面确实有所继承，有所发展。悲剧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对于张爱玲小说与《红楼梦》中的悲剧意蕴还需要作多侧面的观察。
第四类，作品宏观对比。彭筠蓁《对照记----张爱玲的传统与现代》、黄玉缎《张爱玲小说受〈红楼梦〉影响之研究》都是台湾地区的硕士学位论文。彭文集中探讨张爱玲小说里中西文化交融的艺术特征，认为：“张爱玲是用细节书写的普遍性，来一反战争中的浪漫主义、英雄主义。而中国经典名著《金瓶梅》、《红楼梦》更提供她良好的写作范本。当阅读者赞叹于《红楼梦》、《金瓶梅》的景物真实、华丽之余，更会惊艳张爱玲小说中的风光。”黄文主要围绕曹雪芹与张爱玲的特殊家世、写作习惯及其小说中的艺术形象、细节描写展开论述，认为张爱玲“偏好取材于没落世族，刻划难逃宿命与同中求异的人物，大量运用饮食、服饰等生活细节，以及不断地增删改写已发表的作品”，可见“确实对曹雪芹有所借鉴”。李梅《张爱玲的小说传统与文学中的日常叙事》是内地的硕士论文。李文从“张式叙事”和“中国味道”两个概念出发，探讨了张爱玲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中国传统经典的本质关系，重点勾勒了前者对《红楼梦》与鸳鸯蝴蝶派小说直接的血缘继承。[30]以上三篇硕士论文都散发着青春朝气，但学术上还有些稚嫩。
李正西《〈金锁记〉----〈红楼梦〉神韵的张扬》认为，《金锁记》在人物形象塑造、环境氛围渲染、叙述风格形成等方面都对《红楼梦》作了有力的借鉴。张爱玲是在认同《红楼梦》的荒凉与虚无的同时，完成了她的代表作《金锁记》的。陈千里《〈金锁记〉脱胎于〈红楼梦〉说》认为，《金锁记》简直就是“脱胎于”《红楼梦》的，前者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的某些方面，带有“克隆”后者的鲜明印记。作者同时指出，《金锁记》还有明显“脱离”、“超越”于母体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二者家庭观念的巨大差异上。另外，张爱玲言说家庭故事的女性视角，也与曹雪芹不同。[31]以上两篇论文都延续了吕启祥《〈金锁记〉与〈红楼梦〉》的学术话题，在某些方面论述得更为细致了，可惜总体上并未超越吕文的格局。
时隔十年，海峡彼岸的郭玉雯又接触到这个论题，已是第三次了。她的《张爱玲小说与〈红楼梦〉》一文指出：“讨论张爱玲小说到底应归于鸳鸯蝴蝶派消遣休闲之‘俗’，或五四新文学严肃立言之‘雅’以前，我们或许要先辨源，也就是从张爱玲所受中国旧小说，尤其是《红楼梦》的影响来看可能更为清楚。”于是，郭文从女性意识的角度切入，仔细比较了张爱玲小说与《红楼梦》中这个最为凸显的共同特色，一方面观察张爱玲如何受曹雪芹影响，另一方面发掘两位作家的作品中深层的文学意蕴与文化内涵。作者不无愤激地说：“男性所创造的文明与历史是否代表进步？张爱玲小说与《红楼梦》对此表示怀疑；两位才气高张的作家虽然所处时代有先后，却同样在作品里表现‘末世感’……五四文学及其后，真正能够‘雅俗交配’，集写实与抒情于一体，再造小说史另一高峰的是张爱玲。”[32]郭文旁征博引，议论纵横，代表了此期同类研究的最高水平。
此期另有若干篇从宏观上论述张爱玲小说与《红楼梦》的文章，如洪运玖《浅谈〈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的影响》、李霞《梦在红楼之外----浅谈张爱玲小说对〈红楼梦〉的继承与发展》、孙杨《张爱玲小说对〈红楼梦〉精神世界的继承与发扬》等。[33]它们的观点和内容多有重复，缺乏新意，至多也就是简单的梳理。
第五类，《红楼梦魇》研究。钱敏《张爱玲和她的〈红楼梦魇〉》指出，这部红学专著的“真正价值在于张爱玲切实地追踪了《红楼梦》的作者自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曲折的写作经历”。钱文对此书的结论进行了归纳，遗憾的是比较简单，仅止于表层理解。赵慧芳《读考品悟见三长----张爱玲研红特色管窥》热情赞誉《红楼梦魇》是张爱玲细读、考证、品悟《红楼梦》的结果，也是她的才、学、识的集中表现。赵文说：“在《红楼梦魇》中张爱玲凭借对《红楼梦》的熟稔与锺爱、对文学和生活的理解与体察、在创作和审美上的天赋才华，以读者、作家、学者三重身份，读考《红楼梦》，既有专家学识，又显独特眼光，更以其文学创作才华而在学术上自成一格。正是其才、学、识的相互融合，形成了张爱玲的研红特色”。让人失望的是，赵文并没有举出令读者信服的例证来支撑自己的核心论点，整体上显得较为空泛。[34]以上两文的学术价值有限，都远未达到重现期台湾大学教授郭玉雯的两篇同类论文的高度。对成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不甚了解，只满足于表达对张爱玲的景仰之情，仅凭热情和勇气，一般是难以取得满意的学术成果的。
最后说一本书。2005年5月，周汝昌的《定是红楼梦里人----张爱玲与红楼梦》由团结出版社印行。此书是作者的零碎随笔的结集，主要围绕张爱玲生平与《红楼梦魇》来抒发即兴感受。在学术观点上，周著与张著多有歧异。只有一个方面相同，就是极端嫌恶后40回。别的像贾宝玉是曹雪芹、脂砚斋是史湘云、畸笏叟是女儿身、史湘云嫁贾宝玉、《红楼梦》是作者自传等，张著中都进行了批评，周书则再三加以反驳。张爱玲的核心论点，是认为曹雪芹对《红楼梦》的创作有一个“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修改过程，其间情节人物变动很大。对此，周书特别不以为然，着重予以驳斥。比如第11篇《智者千虑》说：
张爱玲的判断，未必条条是真理。
在这种“考证”方法与兴趣上，她分明是受俞平伯、吴世昌先生的影响，尤其是后者。
推断、假设是可以而常见的，但应力戒自作聪明，以为处处自己的“想当然”就会成为真正的“创作过程”----移前补后，东拆西借，挖窟窿，打补丁----《红楼梦》原来是个千疮百孔的“破烂儿”！
天下无事，庸人自扰，确有此感。
她评别人看法“太简单”了，自己也时蹈覆辙。
显而易见，作者的情绪比较激动，“自作聪明”、“庸人自扰”、“时蹈覆辙”等断语下得不轻。周书还题诗讥讽道：“十年未醒张君魇，赢得红楼拆改名。”[35]作者是位著名红学家，说话的分量自非一般。可惜此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感悟多于论证，辞采胜于逻辑，因而难以将作者的红学观点表述得足够透彻明白。周书印行的九个月前，郭玉雯将包括《红楼梦魇》研究在内的红学论文结集为《红楼梦学----从脂砚斋到张爱玲》，由台北里仁书局出版。与周书比较来看，郭著的相关论述要客观谨严得多。郭著将张爱玲与脂砚斋相提并论，表明了对《红楼梦魇》格外激赏的态度，与周书的反复嘲笑、贬抑，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体而言，从论著数量来看，新世纪对于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繁荣起来了。当然，整体水平永远都是有待提高的。尤其是除了少数篇章以外，许多论著的见解缺乏新意，并存在一些低质量重复的现象，有的同类研究甚至还达不到前一时期的学术水准。虽然呈现出向具体化微观角度发展的趋势，但深入性和系统性尚存欠缺，理论的薄弱性始终比较明显，有些文字甚至存在明显的毛病。尽管如此，其中的许多见解对于今后有志于此项研究的学者来说，仍具有难得的启发意义和警示作用，不应忽略。
小结
红学已经有了两个半世纪的高龄，张爱玲研究也已持续了60多年。1944年《传奇》问世以来，对于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关系的讨论便此起彼伏。从吕启祥《〈金锁记〉与〈红楼梦〉》一文算起，此项专题研究也已进行了20多年。其中有丰富的经验，也存在遗憾，值得回过头去认真加以总结。
首先，以往此项研究的最大收获，是对张爱玲的发现与肯定。上个世纪40年代惊艳，50年代再次惊艳，80年代第三次惊艳，从普通阅读到即兴谈论，从一般赏析到专题研究，惊艳的感觉如影随形。人们有不同意见，甚至苛议不断，但更多的是对张爱玲的理解，对她的作品的欣赏，以及对她师法《红楼梦》的赞许。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没有优秀作家是可悲的，有了优秀作家却不能认识则更为可悲。年轻的张爱玲曾经说：“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36]傅雷、夏志清、水晶等学者及时满足了她的成名愿望，从而避免了重复曹雪芹“举家食粥”的辛酸人生。张爱玲是幸运的，同时代的学者是有眼光的。至于她晚年离群索居，孤独地客死于异国他乡，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其次，以往此项研究的另一个重大收获，是确立了张爱玲与《红楼梦》研究的学术地位，带动并促进了《红楼梦》的影响研究。红学的题目有千千万，现代文学的题目有万万千，两方面天缘凑巧则不是件容易的事。学术容不得牵强，容不得攀附。谁敢说《红楼梦》是自己“一切的泉源”？张爱玲的坦诚心灵、创作实践及红学贡献，很自然地将她与曹雪芹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恐怕不能视而不见，或者漫不经心。吕启祥、赵冈、康来新、郭玉雯等学人的积极努力，值得红学界同行敬重。金宏达、于青、高恒文等的辛勤笔耕，也值得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们刮目相看。这些训练有素的学者踊跃参与其间，是对此项专题研究的学术品位的有力保障。
其三，1943年至1949年的惊艳与1950年至1979年的重现，其实都是此项专题研究的酝酿期。充分具备学术针对性的专题论文，直到80年代中期才出现。那是红学与现代文学研究交叉融通的必然结果。在1980年至1999年的发生期，学术成果还比较丰硕。可是，到了21世纪的延续期，整体水平反而有所下降，令人遗憾。当然，新世纪的时间还短，不到10年，或许以后会产生新的变化。应当注意，除郭玉雯等少数专家之外，在新世纪的研究队伍中，初出茅庐的学术新手较多，经验丰富的学者似乎对此已提不起什么学术兴趣了。这或许是晚近的果实普遍比较青涩的主要原因。同时，也不排除世风趋下、学风浮躁等社会大环境施加负面影响的可能性。
另外，此项研究有一定难度，对参与者有较高的学术要求。要想胜任这个课题的研究工作，必须一身兼备两方面的专业知识----既了解张爱玲研究，又了解红学。同时，在理论修养之外，对于现代文学、明清小说以及一般性的艺术创作规律，也要具备基本的常识。至于对文化、文学、文献、文本、文字的种种直觉感受，就更属起码的必备条件了。难度确实不低，但难度往往可以增添学术研究的异样魅力。我们应该勇于接受困难的挑战。
总体上看，目前对于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能说已经获得了圆满的结果。这里仍有较大的学术空间等待开拓。宏观考察只是基础，微观探索必须跟进，理论上的准备也应尽量充足。21世纪所动员的学术力量显然还比较薄弱，已有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需要加强。许多层面还可以深入，许多角度还没有尝试，许多问题还有待发现，许多资料还需要挖掘。学无止境，《红楼梦》未完，张爱玲未完，两者叠合而成的学术传奇也未完。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学者走进“海上红楼”，尝试回答古代文星与现代才女联手给出的这一纸学术考卷。
注释：
①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载上海1944年5月《万象》月刊。
②谭正璧《论苏青与张爱玲》，载1944年12月上海《风雨谈》杂志第16期。
③吴小如《读张爱玲〈传奇〉》，载1947年5月17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第41期。
④马博良《〈倾城之恋〉、〈琉璃瓦〉评介》，载1944年1月上海《文潮》创刊号“每月小说评价”栏。
⑤袁昌和周炳侯的谈话见胡兰成《〈传奇〉集评茶会记》，载1944年9月上海《杂志》月刊第13卷第6期。
⑥胡兰成《论张爱玲》，载1944年5月和6月上海《杂志》月刊第13卷第2、3期。
⑦见周瘦鹃《写在〈紫罗兰〉前头》，载1943年5月《紫罗兰》月刊；顾乐水《〈传奇〉印象》，载1944年9月《北极》
半月刊第5卷第1期；沈启无《南来随笔》，载1944年11月《苦竹》第2期；苏青《读〈倾城之恋〉》，载1944年12月10日《海报》；东方蝃蝀《张爱玲的风气》，载1947年《太太万岁》电影特刊。
以上文章均收入陈子善编《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⑧夏志清《〈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序》，原载水晶编《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卷首，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年。此文收入夏志清《鸡窗集》，引文见第227页，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⑨以上三段引文分别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43页、第342页、第341页，刘绍铭等合译，香港友联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7月。
⑩见张婷《似水流年的爱情----专访白先勇：以悲悯情怀来写作》，载香港《凤凰周刊》2006年第2期。另外还可参看文松辉《昆曲一向是小众的精英文化，保护传承重在系统教育----白先勇：一个民族一定要有精英文化》，载人民网2005年4月8日《文化论坛》，此节小标题是《我和张爱玲同出一个师门》。
⑾以上两段引文均见夏志清《〈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序》，原载水晶编《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卷首，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年。此文收入夏志清《鸡窗集》，引文分别见第228页、第231页，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⑿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跋》，原载《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卷尾，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年。引文见《替张爱玲补妆》第125页至126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⒀林柏燕《从张爱玲的小说看作家地位的论定》，载1973年4月1日至2日台北《中华日报》副刊。夏志清认为：“林先生对作家的态度，相当残忍。”见《文学杂谈》，载《文学的前途》，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4年10月。
⒁林柏燕《张爱玲、〈红楼梦〉、郁达夫》，载1974年12月台北《中华文艺》第8卷第4期。
⒂唐文标《张爱玲研究》第101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5月。
⒃吕启祥《〈金锁记〉与〈红楼梦〉》，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
⒄萧锦绵《张爱玲·红楼梦·海上花·情意结》，载《香港文学》第24期、第25期、第26期，1986年12月5日及次年1月5日、2月5日。
⒅以上金宏达文载《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6期，赵为民和余韶文文载《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3辑。
⒆以上康来新、郭玉雯的论文后来均收入杨泽编《阅读张爱玲----张爱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10月。赵冈文未见，转引自康来新文。
⒇郭玉雯文载《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45期，1996年12月。此文收入郭著《红楼梦学----从脂砚斋到张爱玲》，引文分别见第370页、第403页至404页、第406页，台北里仁书局，2004年8月。
[21]以上赵莎、吴敏文分别载《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2辑与第4辑，张园文载《福建论坛》1998年第6期，高恒文、张树文分别载《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1辑与第2辑。此期另有杨晓丽《张爱玲小说对〈红楼梦〉艺术风格的借鉴》，载《大连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李晔《论张爱玲小说人物语言对〈红楼梦〉语言的套用》，载《社科纵横》1999年第4期。
[22]余斌《张爱玲传》第395页至39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23]于青《张爱玲传----从李鸿章外孙女到现代曹雪芹》第148页至149页，台北世界书局，1999年。
[24]见庄信正《旧事凄凉不可听----张爱玲与〈红楼梦〉》，载台湾《联合文学》第11卷第12期“最后的传奇----张爱玲”特辑，1995年10月。
[25]见水晶《张爱玲未完》第92页，台北大地出版社，1996年12月。
[26]关于苏童被称为“张派小说家”，参看庄宜文《张爱玲的文学投影----台、港、沪三地张派小说研究》，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李瑞腾），2003年。
[27]以上苏童文载香港《文学世纪》2000年11月15日第8期，刘立杰文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郭海音文载《语文学刊》2005年第10期，楚爱华文载《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1期。此类文章还有蒋晓丽《纯美与凡俗----贾宝玉与佟振保情感历程的比较》（《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夏雪飞《门内的咳嗽----张爱玲对〈红楼梦〉的承继与生发》（《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5期）等。
[28]石梅琳《张爱玲小说与〈红楼梦〉之词语、词汇、时空比较研究》，台湾中山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研究所硕士论文（指导教授蔡振念），2004年；曹芝兵文载《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29]以上秦都雍文载《平原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田美丽文载《培训与研究----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王艳文载《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4期，陶小红文载《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1辑。
[30]彭筠蓁《对照记----张爱玲的传统与现代》，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指导教授康来新），2000年；黄玉缎《张爱玲小说受〈红楼梦〉影响之研究》，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指导教授皮述民），2004年；李梅《张爱玲的小说传统与文学中的日常叙事》，暨南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导师饶芃子），2005年。
[31]李正西文与陈千里文分别载《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3辑与2007年第1辑。
[32]郭玉雯《张爱玲小说与〈红楼梦〉》，载《台湾文学集刊》创刊号，2006年2月。
[33]洪运玖文载见《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李霞文载《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7第5期，孙杨文载《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34]钱敏文载《读书》2000年第11期，赵慧芳文载《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2辑。
[35]以上两段引文见周汝昌《定是红楼梦里人----张爱玲与红楼梦》第40页、第100页，团结出版社，2005年5月。
[36]张爱玲《〈传奇〉再版序》，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35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
（本文作者：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邮编：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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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4期